读辽代石刻及辽史笔记
浩楠 撰
我的家乡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那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历史也非常悠久，著名的红山文化就发源于这里。这里是长城之乡，是古代汉民族和北方民族厮杀的战场。当今赤峰赤境内民族众多，主要是汉族 蒙古族 朝鲜族 回族 满族五个大民族，但是赤峰市最辉煌的历史却不是由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所有，而是一个消失的民族--------契丹族，他们建立的辽朝，是赤峰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最壮观的时代。因为家乡的缘故，我最早阅读的历史就是辽史，对辽史多有体会。对自己感觉很自负。但是辽史研究有一个永远伤心的痛------文献缺乏，一个历经将近300年的朝代，留下的文献寥寥无几，除了元朝修的《辽史》保存了辽朝实录的一部分成果外。剩下的只有《续一切经音义》《龙龛手鉴》《星命总括》《焚椒录》四种文献。屈指可数啊！由于先天不足，导致辽史研究只能在文献缺乏下进行，重复研究多，推测多，本人大胆发言，文献问题一日不解决，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历史观，怎么样的科学方法，或者考古发掘有多大成就，都不能解决辽史研究的重点问题。最近，本人得到了一本辽代石刻的全集------《辽代石刻文编》。收录石刻300余。得之遂爱不释手，屡次阅读。因此本人决定写几篇关于辽代历史的笔记，重点不在于推翻《辽史》，而以补正 阐发为主，本人推崇《廿二史札记》的笔法，但本人文章水平有限，故改为笔记体。
（一） 辽代崇佛之甚
这次阅读《文编》，第一感觉就是关于佛教的文献非常多。特此阐发一下《辽史》以及宋元文献的看法。首先列出所有的佛教文献。
太宗会同间：《会同中建陀罗尼经幢记》《宋晖造像题记》
世宗天禄间：《仙露寺葬舍利佛牙石匣记》
穆宗应历间：《感化寺智心禅师塔记》《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承进为荐福大师造幢记》《三盆山崇圣院碑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 《李崇莞为父彦超造陀罗经幢记》《宝峰寺尊胜陀罗尼幢记》
景宗保宁间：《重移陀罗尼幢记》
圣宗统和间：《重修独乐寺观音阁碑》《祐唐寺创建讲堂碑》《齐讽等建陀罗尼经幢记》《李翊为考*建陀罗尼经幢记》《重修云居寺碑》《盘山甘泉寺新创净光佛塔记》
开泰间：《白川州陀罗尼经幢记》《朝阳东塔经幢记》《慈云寺舍利塔记》《澄赞上人塔记》
太平间：《广济寺佛殿记》
兴宗重熙间：《节度使聂宗顺造像题名》《石龟山遵化寺碑》《法华寺重修募缘碣》《车轴山寿峰寺经幢记》《罗汉院八大灵塔记》《朝阳北塔经幢记》《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记》《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记》《释迦佛舍利塔记》《蓟州沽渔山寺碑铭》《蓟州渔阳三河两邑建舍利塔记》
道宗清宁间：《张宁石幢记》《宝宫寺断碑残字》《涿州超化寺诵法华经沙门法慈修建实录》《豆店清凉寺千佛像石幢记》《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显州北赵太保寨白山院舍利塔石函记》《奉为没故和尚特建陀罗尼塔记》《沙门志果为亡师造塔幢记》《沙门可训造幢记》《奉福寺陀罗尼幢记》《纯慧大师塔幢记》
咸雍间：《弥勒邑特建起院碑》《法喻等为先师造幢记》《曷鲁墓园经幢记》《赵文祐造幢记》《燕京大昊天寺碑》《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洪福寺碑》《千佛塔露盘题记》《李晟为父母造幢记》《王世永为先祖建佛法碑》《特建葬舍利幢记》《蓟州神山云泉寺碑》《创建静安寺碑铭》《水东村傅逐秀等造香幢记》《持建纪伽蓝功德幢记》《双城县时家寨静居院舍利塔记》
大康间：《行满寺尼惠照等建陀罗尼经幢记》《可兴等建尊胜悲心陀罗尼塔记》《普同塔经幢记》《为故坛主传菩萨戒大师特建法幢记》《武州经幢题记》《井亭院圆寂到场藏掩感应舍利记》《张景运为亡祖造陀罗尼经幢记》《石佛山造像题记》《义丰县卧如院碑记》《大十八盘梁碑记》《非觉大师塔记》《重修古塔碑记残文》
大安间：《易州太宁山净觉寺碑铭》《郑*为亡人造经幢记》《六聘山天开寺谶悔上人坟塔记》《固安县宝庆寺残幢》《安次县祠垡里寺院内起建堂殿并内藏碑记》《沙门守恩为自身建塔记》《上方感化寺故监寺澄方遗行碑》《靳信等邑众造塔记》《沙门善存为吴德迁造幢序》《为本师建塔记》《慧峰寺供塔记》《广宣法师塔幢记》《文永等为亡父母造幢记》《法均大师遗行碑铭》《饶州陀罗尼经幢残文》《塔子城建塔题名》《欢州西会龙山碑铭》《木井村艺人造香幢记》《沙门法忍再建陀罗尼经幢记》《觉花岛海云寺空通山悟寂院塔记》《景州陈宫山观鸡寺碑铭》《郑因为师兄志贞造塔记》《大悯忠寺观音菩萨地宫舍利石函记》《悯忠寺石函题名》
寿昌间：《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缙阳寺庄帐记》《蓟州玉田县东上生院无垢净光舍利塔铭》《易州善兴寺经幢记》《燕京永安寺释迦舍利塔碑记》《志莹坟塔记》《易州兴国寺台子诞圣邑碑》《云居寺志省石塔记》《史遵礼造陀罗尼经幢记》《慈悲庵慈智大德幢记》《义冢幢记》《心经题名》《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朝阳凤凰山上寺塔八角石刻》《龙兴观创造香幢记》《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
天祚乾统间：《悟空大德发塔铭》《施地幢记》《李氏石幢记》《崇孝寺碑铭》《杨卓等建经幢记》《易州重修圣塔院记》《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故花严法师*血辨义经碑》《师哲为父造幢记》《柳溪玄心寺洙公壁记》《安次县正觉寺传戒法师法性塔记》《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沙门道冲为亡母造陀罗尼幢记》《沙门谛纯等为亡师造塔幢记》《白怀友为亡考*造陀罗尼经幢记》《造长明灯幢记》《沙门*惠为祖父造陀罗尼经幢记》《栖灵寺师幢残文》《沙门即空造陀罗尼经幢记》《灵应院藏主上人遗行记》《特创石室记》《为法遍造真言幢记》《宝胜寺僧玄照坟塔记》《云居寺辨正大德石塔记》《普济寺严慧大德塔记铭》《朔县杭芳园楼灵寺碑》《释迦佛舍利生天塔石匣记》《为先师志延造陀罗尼经幢记》
《僧奉航塔记》《妙行塌实行状碑》《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严寺碑》《灵严寺碑碑阴记》《刘庆为出家男智广特建幢塔记》《郑佛男为祖父造经幢记》《上京开化寺经幢记》《僧智福坟幢记》《云门寺经幢记》《宝胜寺前监寺大德遗行记》《赵公议为亡考造陀罗尼幢记》《朔州李谨建幢记》《云居寺供塔灯邑碑》
天庆间：《高孝思为亡父母造塔幢记》《为先内翰侍郎太夫人特建经幢记》《比丘尼惠净石函记》《沙门印章为先师造幢记》《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白怀祐造幢记》《朔州李省建幢记》《惠州李祜墓幢记》《张世卿为先*建幢记》《沙门积祥为先师造经幢记》《石经寺上人志瑕坟塔记》《六聘上方逐月朔望长供记》《谶悔正慧大师遗行记》《王孝言为亡父母建塔记》《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白带山云居寺舍利石匣记》《鲜演大师墓碑》《云居寺续*藏石经塔记》《沙门积进遗行塔幢记》《易州马头山善兴寺花严座主塔记》《永乐村感应舍利石塔记》《松寿等为亡父特建法幢记》《崇昱大师坟塔记》《静严寺造像记》《重修觉山寺碑记》，
此外还有不明年代碑记19方，恕不列出。
一个拥有收集300余石刻的文编，以上所有关于佛教的石刻竟然达到202块，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在辽代的巨大影响力。佛教随着辽朝的建国而传入，在兴宗时得到统治者的泛滥式的尊崇，这和石刻中我们看到的兴宗 道宗 天祚三朝佛教文献数目巨大是吻合的。这个在宋人著作也有反映，“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因此僧徒纵恣，放债营利，侵夺小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1）在佛教泛滥的道宗朝，辽代文献描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徙勤小惠，茂计大本。尚足兴论治哉！ ”（2）佛教不仅在上层，在民间亦然，我们在石刻中见到的“千人邑”“太子邑”“佛顶邑”“生天塔邑”“钟楼邑”等均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宗教团体，可见深入民间。崇佛自上而下，又自下影响上，为辽代中后期一大弊政，以至几百年后的元人说“辽以释废”（3）诚不虚也。
（1）[宋]苏辙《栾城集》卷四二《二论北朝政事大略》
（2）《辽史》卷二六《道宗本纪六》
（3）《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
（二） 诸行宫都部署（1）
中国著名学者邓广铭先生说过“职官、舆地、年代、目录”是治史的“四把钥匙”，此话非常有道理，但是对于辽史来说作用有限，对于官制来说，并非辽朝官制不完善，而是因为三百年后的元人在修《辽史》时，已经对辽朝官制不甚了了，仓促成书。再加上辽朝没有《会要》《会典》一类的关于官制的文献，在《辽史》中，《百官志》确实修的比较差的一个，给后人留下诸多补正的空间。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个官制------诸行宫都部署，在辽史百官志是这么记载的“诸行宫都部署院。总契丹汉人诸行宫之事。”下设“诸行宫都部署。 知行宫诸部署司事。诸行宫副部署。诸行宫判官。”等官职（2）
而这个官制在辽史的列传中没有出现。在本纪中只出现了很少的二次。分别是圣宗朝开泰六年夏四月辛卯“以枢密使漆水郡王耶律制心权知诸行宫都部署事。”（3）和兴宗朝重熙六年十一月壬子“萧扫古诸行宫都部署”（4）。因为只有这两个孤零零的例子，有的学者便判了这个官制的“死刑”，认为“诸行宫都部署院，纯属修《辽史》者杜撰，诸行宫都部署乃汉人行宫都部署或契丹行宫都部署之简称，而此二者乃各为行宫中南北面之最高官署，在二者之上并没有更高的总辖机构。”（5）。
但是，通过阅读辽代的石刻，我们可以完全证实这个官职的存在，并且这个官职在墓志中可谓“屡见不鲜”。如
清宁八年的《耶律宗政墓志》记载“（重熙）十年，改授诸行宫都部署，兼侍中。”（6）
按，耶律宗政即辽史中耶律查葛（又作查割 查哥）。圣宗弟隆庆长子。
咸雍五年的《秦晋国妃墓志》上记载墓志的撰写人为“翰林学士，中散大夫，行中书舍人，签诸行宫都部署司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臣陈觉奉敕撰”（7）
大康元年的《萧德温墓志》记载墓主的几个儿子“次曰德让，诸行宫副都部署，驸马都尉，尚帝（道宗）之长女，魏国公主。”（8）按，萧德温即《辽史》中的萧别里剌
天庆二年的《萧义墓志》记载“于是自诸行宫都部署，授国舅祥稳，加太子太师。”（9）
按萧义即《辽史》中的萧常哥。
天庆四年的《王师儒墓志》记载“其年二月改元乾统，夏六月，改授诸行宫都部署。加尚书左仆射”（10）而且在墓主的职官介绍上“诸行宫都部署”只排在“大辽故佐理功臣”之后，可见此官的重要性。
经过上述石刻的介绍，我们可以完全证实这个官职的存在，顺便介绍一下这个官职的执掌“诸行宫都部署掌契丹、汉人诸行宫之事，总管诸斡鲁朵的军事、民政、行政等事宜。”（11）主要领皇帝诸斡鲁朵和管理诸斡鲁朵内的军事、生产、行政、禁卫等事宜。
（1）本节参考了李锡厚 白滨《辽金西夏史》有关章节
（2）《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
（3）《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
（4）《辽史》卷一八《兴宗纪一》
（5）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页167
（6）《文编》页306
（7）《文编》页340
（8）《文编》页372
（9）《文编》页623
（10）《文编》页647
（11）武玉环《辽代斡鲁朵探析》载《历史研究》
（三） 鞑靼阻卜
关于蒙古民族的起源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是具体到辽朝时则出现了麻烦，早在唐朝时已经出现的，被中原人认识由“九姓鞑靼”和“三十姓鞑靼”在辽朝文献中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的民族的名称------“阻卜”，关于“鞑靼”和“阻卜”，好多历史学者为之不解。
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著名的考据学者王国维先生利用辽宋文献，得出“阻卜”即“鞑靼”的结论（1），至今仍然为学者引用，令人信服。不过在我眼中仍然有疑问，“阻卜”究竟在辽代是不是这么叫的？现在看辽代的石刻资料，看来不是。
首先看辽咸雍八年的《耶律仁先墓志》和大安十年的《耶律庆嗣墓志》，由于他们是父子关系，故放在一起介绍。《耶律仁先墓志》上载“清宁九年七月十九日，皇上（道宗）以北鄙达打 术不姑等部族寇边，命王（耶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往讨之。斩首万余级。俘其酋长图没里同瓦等，驰送阙下。”（2）在《耶律庆嗣墓志》追述其父仁先的历史时却说“咸雍三载，鞑靼扰边，时尚父于越为西北路招讨。”（3）这两方墓志的作者都是署名为“赵孝严”的人，官职署名中有“翰林学士”和“充史馆修撰”字样，何以在追述一个人的事迹中时间有如此差异，看来需要求助《辽史》，载咸雍五年春正月“阻卜叛，以晋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领禁军讨之。”（4）属国表亦作咸雍五年。《辽史》的底本来源于辽朝的实录，应该不会有错。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辽史》中的阻卜在辽人也是叫做“达打”“鞑靼”的。
仁先 庆嗣父子长期在西北镇守，在《耶律庆嗣墓志》中，记载庆嗣（契丹名挞不也）长期担任“知西北路招讨使”在边“公（庆嗣）之镇西北隅也，凡十有一年，塞风肃谥，土俗安恬，畜牧既蕃，军储亦足”改任西南路招讨，但是“无何，西北路驰奏，将臣失职，贼众窥边。公承命讨伐，且不虞其兽穷则攫，遂至掩没，时年五十有五。”（5）墓志中说的贼即指阻卜（鞑靼）酋长磨古斯的叛乱，于正史征之大安九年十月庚戌“有司奏磨古斯诣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伪降，既而乘虚来袭，挞不也死之。”（6）“阻卜酋长磨古斯来侵，西北路招讨使何鲁扫古战不利，招挞不也代之。磨古斯之为酋长，由挞不也所荐，至是遣人诱致之。磨古斯绐降，挞不也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禁士卒无得妄动。敌至，裨将耶律绾斯、徐烈见其势锐，不及战而走，遂被害，年五十八。”（7）关于卒年应该以墓志为准。
在天祚帝乾统元年的《道宗皇帝哀册》中有这么一句“蠢尔鞑靼，自取凶灭。扰我边陲，萃其巢穴。上将即行，奇兵用设。即戮渠魁，群党归悦。”（8）而在道宗朝，为害最大的便是“阻卜”，在证阻卜为鞑靼无疑。
虽然元朝修史时将“鞑靼”更改为“阻卜”，但是这个名词有时拥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指整个蒙古部落，如“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对此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为寇。”（9）有时专指后来的塔塔尔部，如“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柴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刺、王纪刺、茶赤刺、也喜、鼻古德、尼刺、达刺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纍而毕十八部王众。”（10）在大多数情况下指部落中的某一部，故治辽史应该体会。
（1）王国维《观堂集林》之《辽金时期蒙古考》
（2）《文编》页354
（3）《文编》页457
（4）《辽史》卷二二《道宗纪二》
（5）《文编》页457
（6）《辽史》卷二五《道宗纪五》
（7）《辽史》卷九六《耶律挞不也传》
（8）《文编》页514
（9）《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
（10）《辽史》卷三十《天祚皇帝四》
（四） 契丹二姓地望
治辽史者，皆知辽代契丹人只有耶律和萧二姓，关于这些姓氏的来源一直是中外史学家探讨的重点，这里先介绍一下辽朝官方的说法“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1）。这里显示这两个姓氏的来源是因为太祖崇尚汉族文化的结果。关于这个，怀疑者甚众，我们在这里先探讨一下辽朝契丹族学习汉族的东西-----地望。先探讨萧氏。
在汉族中，萧的地望是兰陵，如历史上建立南齐和南梁的皇帝皆称自己为兰陵人。在辽代历史上，萧氏将这个地望一起归为所有。
在辽朝，对功臣的封号往往选用地望，如张氏为清河，李氏为陇西，赵氏为天水，王氏为琅琊。契丹亦然。在《辽史》中，萧朴、萧挞凛、萧孝友、萧排押、萧匹里、萧韩家奴、萧兀纳、萧得里底、萧酬斡、萧奉先等，皆得封兰陵郡王。萧恒德、萧速撒、萧挞不也等死后追封为兰陵郡王；萧阿鲁带曾封兰陵县公、兰陵郡公。在辽代石刻中，我们照样可以看出。如：应历十五年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中载“又化助前燕主侍中兰陵公建讲堂一座”（2）这里的兰陵公指当时的南京留守萧思温。
统和九年的《韩瑜墓志》记载其为“邺王夫人兰陵氏之长子”（3）韩瑜为辽代开国功臣韩知古之孙，其家族多与耶律 萧氏通婚。
开泰六年的《韩相墓志》记载“兰陵夫人萧氏，则府君之母。”又记“复娶兰陵萧氏”（4），韩相亦韩知古之后。
重熙六年的《韩橁墓志》记载其父韩瑜的事迹时，说“先娶兰陵萧氏，封本郡夫人。”（5）
重熙七年的《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墓志》记载其母齐国太妃的几个儿子，其中萧孝先，孝友封号皆为“兰陵郡王”（6）
重熙十五年的《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记载其夫萧继远的封号亦有“兰陵郡王”。（7），按萧继远即辽史中的萧继先。
清宁四年的《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有“兰陵郡开国公”萧惟平（8）
咸雍五年的《秦晋国妃墓志》记载“妃姓萧氏，其先兰陵人。”后述“兰陵占籍，厥族炽昌”（9）
咸雍八年的《创建静安寺碑铭》记载“大辽义州大横帐兰陵夫人萧氏创建静安寺碑铭”（10）字样。
大康元年的《萧德温墓志》记载“公讳德温，字好谦，其先兰陵人也。”后述“兰陵氏兮，贵而未有。”“兰陵氏兮，淑仪岂陋”“兰陵氏兮，克昌厥后”“兰陵氏兮，罕有其富”（11）
大安六年的《萧袍鲁墓志》“公姓萧氏，讳袍鲁，其先兰陵人也。”（12）
天庆二年的《萧义墓志》记载他封号是“兰陵郡陈国公”（13）。
综上所述。辽代契丹萧氏的地望和汉族萧氏是一样的，为兰陵无疑。下面我们来谈谈耶律氏的地望。
在《辽史》记载中，耶律氏的地望是漆水。耶律颓昱、耶律海里、耶律挞不也、耶律阿思、耶律斡特剌、耶律撒剌、耶律苏撒、耶律石笃、 耶律抹只、耶律景、耶律合葛、耶律敌烈、耶律敌鲁古、耶律俨、耶律制心等皆封漆水郡王。在墓志中的我们看一下。
保宁年间的《耶律琮神道碑》“公讳琮，字伯玉，姓耶律氏，世为漆水人也。”其封爵为“漆水郡开国公”（14）
统和四年的《耶律延宁墓志》其封号为“漆水县开国伯”（15）
统和三十年的《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记载其封号为“漆水郡夫人”（16）值得注意的是，夫人的本姓是韩，是韩知古的之后，但是因为家族后来一支被赐姓耶律氏，也遵循定例以漆水为地望。而韩姓的地望是昌黎。
开泰七年的《陈国公主墓志》“公主姓耶律氏，先漆水人也。”（17）
开泰九年的《耿延毅墓志》他的第一个妻子为其母“陈国太夫人”弟之女，封“漆水郡夫人”（18），而他的母亲为“陈国太夫人耶律氏，乃*也。”这么说他的妻子姓也为耶律氏。
太平七年的《耿知新墓志》“封漆水郡夫人耶律氏儿，乃慈母也。”（19）
重熙十三年的《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记》上有“漆水郡开国侯”耶律庶几（20）
清宁四年的《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上有“漆水郡夫人耶律氏”（21）
清宁五年的《耶律庶几墓志》上有“皇太后祖母，赠漆水郡夫人耶律氏。”而且墓主封号为“漆水郡开国公”（22）
清宁八年的《耶律宗政墓志》记载“王讳宗政，字去回，漆水同源，绛河析沠。”又铭曰：“昔我太祖，创业称皇。漆水源浚，银河沠长。”（23）
咸雍八年的《创建静安寺碑铭》上有“漆水郡开国子”（24）耶律兴公，值得注意的是，他本姓杨，被赐姓耶律。遵从耶律的地望，而杨的地望是弘农。
大安十年的《耶律庆嗣墓志》记载“公讳庆嗣，字袭美，其先漆水人也。”（25）。
综上所述，耶律氏地望为漆水无疑，直到元朝，耶律氏还以漆水地望为荣。如耶律楚材的诗歌如《题恒岳飞来石》，末署“己丑清明日，湛然居士漆水耶律楚材晋卿题”。（26）但“漆水”为何地，尚待证实。有学者顺着耶律氏兼比刘姓的路子。认为耶律氏的郡望可能是源于渭水支流漆水，此河在今陕西岐山县附近，这一带是周人勃兴之地，耶律氏以漆水为郡望，是为了把契丹人附会为黄帝之后，因为周人就是黄帝的苗裔。（27）但是汉族的姓氏没有以河流为地望的，而是行政建制，既然萧氏可以借用汉族的地望“兰陵”，为什么皇族耶律氏不使用刘姓汉族的正宗地望呢，如出身沙陀族投奔辽朝的北汉皇族刘继文，在墓志中就称“出自彭城，河南等二十五望”（28），一个沙陀族都可以称自己和汉族刘姓地望相同，而作为辽朝皇族的耶律氏为什么不可以？看来要另辟道路，我在一个墓志中发现一条线索《萧德温墓志》“公娶耶律氏，封辽水郡夫人。”（29），“漆水”和“辽水”可以相通，那么漆水可以理解为契丹人的母亲河-------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但是还有更麻烦的，就是在契丹人的契丹人墓志中，“漆水”完全是个汉语的借词，从汉语中借用的。而在辽代潢河有自己的契丹名称“曰袅罗个没里 ,复名女古没里者……华言所谓黄河是也。”（30）看来漆水究竟指何还进一步需要史料的证实。
（1）《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2）（3）（4）（5）（6）（7）（8）（9）（10）（11）（12）（13）《文编》页32，94，151，203，211，248，286，340，360，373，423，672
（14）（15）（16）（17）（18）（19）（20）（21）（22）（23）（24）（25）《文编》页56，65，142，153，160，185，237，286，294，305，360，456
（26）《湛然居士集》卷八转引自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
（27）都兴智：《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5期。
（28）《文编》页71
（29）《文编》页372
（30）《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
（五） 辽石刻屡见《地理志》不载之州
上次说到中国著名学者邓广铭先生说过“职官、舆地、年代、目录”是治史的“四把钥匙”，同《百官志》一样，《地理志》在《辽史》诸志中也是较差的一个，究其原因，不外乎辽史修于元朝，元人不谙辽朝地理。再加上辽朝早期贵族广建私城，后被国家收回，其中变迁不得而知。这次阅读辽代石刻文编。在作者的考证条下发现许多《辽史 地理志》不载之州。
这种情况分两种，一种为遥领，即授予辽官在宋朝地界的刺史 节度使等职务，如《耶律璁神道碑》记载其一系列官职中有“昭武军节度”（1）按昭武军为宋利州，在今四川广元，当时辽的势力范围绝对不会达及此，故为情况之一，属于虚衔性质，不会设立下属。另外一种就属于出现了州县下属人员，即实衔。但是《地理志》没有记载，此必为失载。如：
保宁二年的《刘承嗣墓志》叙述墓主的几个女儿时，说到“次曰*，适滑州节院使皇甫继绩”（2），滑州，地理志失载。
乾亨三年的《陈公之铭》有“行金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3）又《王悦墓志》和《张思忠墓志》均见金州之名，可知辽确有金州，地理志失载。
开泰六年的《朝阳东塔经幢记》有“杭州参军李鸾”（4），杭州，地理志失载。
开泰九年的《澄赞上人塔记》有“使持节昌州诸军事，昌州刺史。”（5）而从《金史 地理志》知金在天辅七年“昌州，天辅七年降为建昌县，隶桓州”从金史及本石刻可知辽确有昌州，地理志失载。
重熙八年的《张思忠墓志》有“使持节济州诸军事，济州刺史。”（6）原来人们依靠《耶律速撒传》为“霸 济 祥 顺 圣五州都总管”而百官志作“义 霸 祥 顺 圣”五州，认为“济州”为“义州”之误 。但本墓志还记载墓主曾经任“黔 义等州刺史”可知济州绝非义州，结合辽史和本墓志，可知辽确有济州，地理志失载。
重熙十五年的《刘日泳墓志》首“大契丹国兴中府南和州刘公墓志铭”（7）墓主即和州人，地理志失载。
清宁六年的《赵匡禹墓志》记载其夫人张氏为“故仁博州刺史，司徒之女”（8）按宋无仁博州，故此州为实，地理志失载。
咸雍八年的《耶律仁先墓志》记载其几个儿子时有名智先的官为“果州防御使”（9）果州，地理志失载。
大安八年的《欢州西会龙山碑铭》（10），欢州，地理志失载。
寿昌二年的《孟有孚墓志》见“辰禄监院”（11）《粱援妻张氏墓志》亦见此官，知辽有辰州，则辽必有禄州，地理志失载。
一个拥有三百余篇石刻的文编，竟然出现了十个辽史地理志不见的州，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辽代城的分布广，数量多。辽史仅说辽朝拥有“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12）但考古工作者的发现，列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的家乡的学者说“辽代城镇规模大，数量多，超过现在城镇规模。”（13）一个是总论“仅从考古调查所发现的辽代城址来讲，其数量超过《地理志》所列州县军城何止一倍！”（14）。在草原的北部辽的北方今蒙古国境内，辽亦有城，如“静州 镇州 维州 防州 静边城 皮被河城 招州”除了这些城池外，辽还有个巨大的边墙“东起额尔古纳旗上库力，沿着根河南岸向西，到根河与额尔古纳河汇流处，转向西南，再沿着额尔古纳河东南岸循行，约在根河口与满洲里市一线的中点，越过额尔古纳河，经行苏联境内一段，继续走向西南，贴近满洲里市西北又进入我国，再穿越新巴尔虎右旗部分地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克鲁伦河以北，向西微微偏南延伸，到温都尔汗约三百里处为止。”（15）则更为人少知，辽代大量城的建立，有效促进了“行国”与“城国”体制的结合，关于这个，以后的笔记会谈到。
（1）《文编》页59
（2）（3）（4）（5）（6）（7）（8）（9）（10）（11）《文编》47，79，149，165，215，243，299，352，443，470
（12）《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13）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地区辽代中小城镇的发现与研究》载《北方文物》1994年第一期 转引自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页53
（14）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上京道、东京道失载之州军》，《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转引自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15）《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页118--119
（六） 从地名看辽代的“一国两制”
在我这次购买的《辽代石刻文编》中出现了好多地名，对于研究辽代基层社会组织很有帮助，我把这个和辽代的基本国策----“一国两制”联系起来，让我们来看看：
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辽代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南京地区（即燕云十六州和长城以南的一些地方，包括南京道和西京道一部分）南京：
应历八年的《赵德钧妻种氏墓志》有燕京隗台坊
开泰九年的《澄赞上人塔记》见辽西坊
重熙十四年的《王泽妻李氏墓志》见永平坊
咸雍五年的《韩资道墓志》和《房山石经题记》见北罗坊
《妙行大师遣行碑铭》见堂阴坊
天庆四年的《王师儒墓志》见齐礼坊
《应县木塔藏妙法莲花经题记》见显忠坊（1）
此外还有一则宋人的记载“幽州城（辽南京）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 肃慎 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 渤海妇女耳。”（2）从他的记载可以看到，这里除了增加一些所谓的“胡人”外，其他与唐朝相比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再来看南京道的其他地区。
应历八年的《赵德钧妻种氏墓志》见蓟北县使相乡勋贤里
保宁十年的《李内贞墓志》见南京燕下乡海王村
统和十五年《韩佚墓志》见幽都县房仙乡鲁郭里
开泰六年的《韩相墓志》见安喜县砂沟乡福昌里
太平四年的《张琪墓志》见幽都县礼贤乡北彭里
重熙五年的《张嗣甫墓志》见幽都县礼贤乡胡村里
重熙十四年的《王泽妻李氏墓志》见宛平县太平乡万合里
重熙二十二年的《张俭墓志》见宛平县仁寿乡陈王里
清宁九年的《张继墓志》见宛平县太平乡砂混里
咸雍五年的《董匡信及妻王氏墓志》见宛平县仁寿乡南刘里
天庆三年的《马直温妻张馆墓志》见析津县招贤乡东綦里
天庆四年的《王师儒墓志》见宛平县房仙乡池水里
天庆四年的《史洵直墓志》见昌平县仁和乡东道里
保大元年的《鲜于氏墓志》见宛平县西北乡南樊里
保大四年的《王安裔墓志》见宛平县房仙乡万合里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在这一地区普遍有和中原汉族地区一致的县----乡-----里（村）级编制，与中原地区完全相同，《辽史》官职中有乡正 里正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一点虽然是辽朝很早就下大力气攻占的地区（3），对这里造成很大破坏。但是在辽占领这个地区后，完全“因俗而治”，承认这一地区与中原在生产 生活 社会组织 文化上的渊源，没有强行将自己民族的一些特有制度强加到这里。因此在和平生活到来时，这里经济文化发展很快，从考古学上说，这里出土的农具均属于精耕细作型，与辽本土多少带有粗放型的农业有着不同。（4），便是证明。到后来这一地区已经成为辽“舆赋当域中之半”（5）的富庶地区。
在辽朝除了燕云地区有汉族外，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也存在很多通过战争被俘虏到辽本土成为国家编户或者私有人口的汉族农民，忽略他们是不行的。我们看看墓志中的情况，虽然很少：
保宁二年的《刘承嗣墓志》见 霸州西原十五里
乾亨三年的《王裕墓志》见 建州柏山
统和十八年的《刘宇杰墓志》见 霸州归化县积善乡余庆里
开泰九年的《耿延毅墓志》见 霸州霸城县八角山前原
约在重熙十三年的《萧相公墓志》见 宜州北闾山西
清宁六年的《赵匡禹墓志》见 建州之南白杨口
大安六年的《萧袍鲁墓志》见 祺州娘子庄
我们从这里发现，与燕云地区相比，这里的虽然设立州县一级机构，但是乡----里机构大为减少，对于早期俘虏的汉人，辽对他们采取“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6），同样“因俗而治”何以有如此不同，这是因为辽本土的农业开发与中原不一致，辽本土的农业开发，大致呈现“草原插花田”形态，有西拉木伦河流域 医巫闾山北端以及辽中京三个大的农业集中开发区。每一个农业集中开发区内，农田又以插花形式出现（7）。不像中原地区大片农田连接在一起，自然里 正要相对少的多。这里的农业处于粗放向精耕细作农业过度的时期。虽然一国两制可以说明辽的形态，但是对于辽的汉族区域也分成两个世界阐发不够。
关于辽朝的汉制之外的契丹社会组织。记载不多，分为宫卫和部族，社会组织依次是石烈----抹里（弥里）-----瓦里----得里----闸撒。石烈相当于县，弥里相当于乡。
这个就是辽朝“一国两制”的具体社会形态，那么辽朝的“一国两制”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行国”与城国“制度的结合，汉族（包括汉化渤海族）与契丹族，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第一次在中国的伟大结合，使得辽朝既不同于汉唐，也不同于匈奴和突厥这样的草原帝国。这一点连宋人都看得很清楚，如“（契丹辽朝）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完之盛，尽习汉风，故敌气愈骄，自以为昔时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边鄙自处与中国好尚之异也。”（8）。苏轼认为契丹辽朝“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贵壮而贱老，贪得而忘失，胜不相让，败不想救者，犹在也”点出辽即吸取中原优点而又不丧失自己原有优点的特点，进而得出“今之匈奴（契丹辽朝）非古也，其措置规画，皆不复蛮夷之心。以为不可得而图之。”（9）宋神宗也认为“然二敌（辽朝 西夏）之势所以难制者，有城国，有行国。自古外裔能行国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比之汉唐尤为疆盛也。”（10）我们知道，在宋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在辽兴宗道宗朝，从兴宗法天太后执政后，辽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在此时的宋人仍然对于辽的的强大的研究开始触及，还有些迷茫。我们可知在辽强盛的景圣时期辽宋对抗宋处于下风的原因了。因为他对敌人是那么的不了解（11）。这个是我的结论。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辽本土灭亡后，契丹的这个“因俗而治”的传统仍然发挥作用，契丹辽朝抗金英雄耶律大石率领孤军西进，在征服当地部族后，仍然采取“因俗而治”方针获得很大成功，西辽王朝延续长达88年。（12）在辽宋西夏金四朝，中，辽朝（包括西辽）的寿命长达293年止久，超过西夏和金朝，几乎与宋朝相同，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
（1）《文编》页25注15
（2）[宋]路振《乘轺录》
（3）如《辽史 地理志》载南京道檀州行唐县 平州 安喜县 望都县 营州。和西京道可汗州 怀来县均为辽太祖时置，而石晋割让燕云为太宗会同元年的事，何以在割让之前辽已经在这一地区设立州县？对此，只能认为在石晋割让之前，这里大部分已经成为辽的实际控制区，石晋的所谓“割让”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和作顺水人情而已。
（4）《北京出土的辽金时代铁器》，《考古》1963年第三期。转引自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页115
（5）《文编》页259《王泽墓志》
（6）《契丹国志》卷一《太祖》
（7）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页38
（8）《宋文鉴》卷四四，韩琦《论时事》转引自任爱君《辽代契丹的本土风貌》页101
（9）《苏东坡全集》应诏集之卷六《策断二十五》转引自同上页106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八
（11）有些宋人对于辽朝学习中原汉族的一些制度，认为是自取灭亡之道，如辽朝在辽宋边界修筑城池防御宋军，采用新的作战方式。被宋太宗认为“犹机上肉耳”辽朝名将萧挞凛在辽人眼中不在耶律休哥之下，但是在宋人眼中不如休哥，因为他“多务城守”，采取守城防御方式而不用契丹传统的“野战”。北宋名臣宋琪在《平燕策》中提供的好多情报，在辽史看来都是“过时”的，如他说契丹军队不善剑法，而在《辽史 圣宗纪》中有“教习南京神武军士剑法”记载。这其中以宋朝宰相宋祁的《御戎论》为代表，在这个策里，宋祁认为辽朝学习中原制度，失去北方民族原来对抗汉族的资本，完全“汉化”并且得出，辽朝“无能为也”的结论。见宋祁《景文集》卷四四。宋人对辽朝“一国两制”认识程度，由此可知。
（12）元人耶律楚材在《湛然居士集》卷一二写道“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重。”自注：“大石林牙，辽之宗臣，挈众而亡，不满二十年克西域数十国，西域人至今思之，庙号德宗。”一个征服他人的王朝，在百年后竟然“至今思之”，辽朝一国两制之成功可见一斑。
（七） 耶律琮孙全兴
在辽宋关系史上，辽朝与宋朝的第一次议和活动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悬案。直接参与辽景宗和宋太祖时辽宋议和活动的地方长官分别是耶律琮（1）和孙全兴。下面我们看一下双方文献的记载：
宋朝方面的记载。在宋太祖开宝七年“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于权知雄州孙全兴，其略云‘两朝初无纤隙，若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长为邻国，不亦休哉！’”然后“辛丑，全兴以琮书来报，上（宋太祖）名全兴答书，并修好焉。”（2）在宋代文献中，是辽方先请和的。
辽朝方面的记载，在辽景宗保宁六年“三月，宋遣使请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3），在辽代文献中，是宋方先请和的。
由于双方的国史都心存不公，粉饰自己。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入双方的列传部分，耶律琮辽史有传，而孙全兴宋史则无传。正好阅读辽代石刻文编，发现其中有《耶律琮神道碑》（4），这个墓志现在仅有抄本，是文革小将的“功劳”。不妨把列传和墓志综合起来进行分析。
按照墓志的记载，耶律琮战功卓著，在辽朝太宗南伐石晋的战争中“公为先军监阵，莫不推诚。”“先人有*人之志，无阵不破”。因为这个缘故“以宋师屡梗南边，拜涿州刺史。”（5）但是作为辽方边境重镇将领。面对严峻形势“况涿郡也，地迫敌封，境连疆场，盗贼公行，天疠时降，内奸殊冗，出入难虞，雀角**情*。由是民心难一，诈伪不端，道*逍遥，聚散无常，豺狼满野，蛇虺盈郊，唾毒乡川，隳残井邑，边人畏惧，斥候日警，夫妇男女，不遑启处。”（6）。他采用的办法是减少对抗，治理地方，尤其注意避免与宋朝的冲突，即“不生事”“仁政俱行。宽猛兼济，戢彼干戈，用兴民利”（7）在列传中记载“合住久任边防，虽有克获功，然务镇静，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邻壤敬畏，属部乂安。”（8）。对于双方的议和，墓志和列传都有涉及。墓志记载“公之所理徒非涿郡。……持教之礼……用威不轨……远结欢盟玉帛交通，须为政，道路无壅，烽侯不壃高眠”（9）“合住智而有文，晓畅戎政。镇范阳时，尝领数骑径诣雄州北门，与郡将立马陈两国利害，及周师侵边本末。辞气慷慨，左右壮之。自是，边境数年无事。识者以谓合住一言，贤于数十万兵。”（10）。看来，耶律琮确实为辽宋的议和活动创造了安静的环境，表达了辽方的诚意，同时他也颇有政治头脑，因为当时的辽景宗时，是正在改革的时期，他知道改革需要安宁的环境。现代历史学家分析说“无论何方请和，议和之意图显然始于相邻的涿 雄二州长时期的和平共处，亦实有赖于二州地方长官的推动。”（11）在这个过程中间，耶律琮显然作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这个事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基本确立了以后辽宋关系的主调。即通好遣使，结合两朝的内政的政治形势。辽朝改革需要自己的安静环境，宋朝削夺将领权力也需要安静环境。辽朝的统治者，始终把内政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战争。宋朝为了收复所谓的“失地”----燕云十六州发动对辽朝的战争，辽军虽然在在战争结束后发动对宋朝境内的战争，但是多属于反击和削弱敌方势力，使敌方的军事部署围着辽朝转的企图性质，在辽方将领的如耶律休哥，虽然提出“可乘宋弱，略地至河为界。”但是他的作为却是“以燕民疲弊，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12）。还有耶律学古，在击败宋将潘美后“自是学古与潘美各守边约，无相侵轶，民获安业。”（13），说明了辽的真实意图不在于此。至于辽圣宗时皇帝和太后大规模“亲征”宋朝，更要结合辽朝自身条件来考虑，在辽景宗 圣宗时，是辽朝的改革时代，辽朝的改革大致为加强皇权，限制诸王的权限，削夺契丹贵族的头下私城变为国家州县，解放私有人口变为国家编户，以及赋税改革，确定法律制度，扩大汉族科举以及扩大用人范围打破原来契丹固有的世选制度。这些措施哪个不是得罪以大多数军事擅长的契丹贵族的？，长期的辽宋对抗，只会加强军事的契丹贵族的权力，不利于皇权的集中。太后和皇帝亲自在军中，除了显示自己的方略外，还有对这些军事上的契丹将领进行监视，防止其对正在加强的皇权的威胁（14）。实际上，在宋辽澶渊之盟之前，辽就派宋朝降将王继忠秘密向宋廷致议和书，只是辽方文献极力回避这一点，说明辽统治者已经迫不及待想停止战争了，但是议和的前提是打得宋朝一定要放弃收复“失地”的企图，从法律上确立辽朝对南京地区的绝对拥有权（在辽宋澶渊盟约中，以白沟河为界仅仅排在辽宋皇帝名分后而在岁币之前，说明辽方对宋朝对南京地区的统治权承认的重视。）一方面辽朝想在宋朝确立领土归属下进行议和，结束战争全力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宋朝皇帝也不希望刚刚被削夺的武将权力在辽宋战争中扩大，所以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协议。从此实现南北的“百年和好”，而这个和好的前奏便是两个地方长官------耶律琮和孙全兴，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最后说一下他们两人的结局，耶律琮“秩满，遥慑镇国军节度使，卒。”（15），而孙全兴则后来出征交趾“会炎瘴，军士多死者，转运使许仲宣驿闻，诏班师。诏斩刘澄、贾湜于军中，征孙全兴下狱。”后“丁巳，交州行营部署孙全兴弃市。”（16）下场可悲。
（1）耶律琮事迹见于多部辽宋文献，琮为其汉名，在其他文献契丹名写作合住 曷术 昌术 曷主，本文为行文方便，除了文献引用外，一律使用汉名。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
（3）《辽史》卷八《景宗纪上》
（4）《文编》页56---61
（5）《辽史》卷八六《耶律合住传》
（6）《文编》页59
（7）《文编》页59
（8）《辽史》卷八六《耶律合住传》
（9）《文编》页59
（10）《辽史》卷八六《耶律合住传》
（11）陈振《宋史》页65
（12）《辽史》卷八三《耶律休哥传》
（13）《辽史》卷八三《耶律学古传》
（14）如在辽宋还在战争时代的统和二十一年就发生“故于越耶律休哥之子道士奴、高九等谋叛，伏诛。”事件，又耶律休哥之后的大元帅梁王耶律隆庆，是圣宗皇权的主要竞争者。无论是休哥还是隆庆驻防在南京期间，太后和圣宗频繁“游幸”南京。不能说没有防范的措施。
（15）《辽史》卷八六《耶律合住传》
（16）《宋史》卷四《太宗纪一》
（八） 辽代汉人之武功
对于现在的辽史，缺点之一就是汉族的人物立传太少，以致有人认为辽朝就是契丹人的朝代，而忽视了“一国两制”的一面，这次阅读《辽代石刻文编》，发现了一些辽代汉族人物的事迹，有些人在《辽史》中不过出现一二次而已。这次特别挑出一些与辽朝军事行动有关的汉族人物来介绍一下。
应历五年的《陈万墓志》：“年卌五，从皇帝（太祖）东*渤海国，当年收下。年卌七，又从嗣圣皇帝（即辽太宗，时为皇子大元帅）伐神欢（即桓州）二州，当年又下。”（1）按辽代文献记载，即墓主陈万年四十七的天赞四年十二月乙亥“诏曰‘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大諲譔。皇后、皇太子（耶律倍）、大元帅尧骨（即太宗）皆从。”（2）而在中原史料记载进攻渤海要早一年，即后唐同光二年（辽天赞三年）“契丹恃其强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处卢文进。时东北诸夷皆役属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谋入寇，恐渤海掎其后，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遣其将秃馁及卢文进据营、平等州以扰燕地。。”（3）关于契丹辽朝攻灭渤海，汉军汉将出力甚多。（4），是应当承认的。
统和九年的《韩瑜墓志》，记载在辽统和四年击败宋军进攻后。辽朝采取反击措施“（圣宗）北率天兵，南行国讨”墓主“仍观敌寇，据彼长城。筑垒犹坚，横戈甚众。公方当扈从，切在剪除。以夺人为先谋，以亡躯为尽瘁。因俯营擒狡，释铠传宣。攻长城口，俄为流矢中首。然虽抱楚，尚更摧锋。金疮几发于朝昏，委命几临于泉壤。”于“统和五年十一月十日”薨逝。（5）在其子韩橁的墓志叙述其父的事迹，说他“出征冀部，适次遂城。……奋不顾身，卒于用命。”（6）。唯地点有些差异。在宋人记载中也有此人记载“虏（辽朝）旧有韩统军者，德让从弟也，取萧后姊，封齐妃。韩勇悍，多变诈，虏之寇我澶渊也。
韩为先锋，指麾于城外，我师以巨弩设之，中脑而毙，虏丧之如手足。自是虏无将帅，遂以宁统之，年五十，勇略不济韩，虏咸忧焉。”（7）这里除了不知其名和战斗地点有误外，其它大体正确，对他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
统和二十三年的《王悦墓志》记载墓主在圣宗统和年间“罢任（长宁军节度副使）南征，为诸宫院兵马副都部署。共驱虎旅，同助圣谋。遣*庭百战之师，畏骁将六钧之艺。自南征北，归马回戈。”（8）显示他参加了圣宗时的一次南征，唯没有给出具体时间，是个遗憾。按，王悦，是辽初汉将王郁之孙。
开泰九年的《耿延毅墓志》记载统和十九年“十九年，今上奉我承天皇太后再伐赵宋氏。”“冬十一月，军次冀北，方大雨水，乃班师。并代中山戍卒乘其*，盗我边民。公率麾下，伏草依岩，卷旗卧鼓，身先勇士，衔枚进击，斩贼首千余级，清境以闻。”（9）墓志记载这次战争中发生大雨水是同宋辽文献记载一致，但仍无法解决宋辽文献抵触的问题。（10）
太平八年的《李知顺墓志》，记载其参与开泰四五年对高丽的战争：“时有高丽一路，方萌小丑，大扰洪慈。命公以直抵鸡林（韩的别称），远临鸭水（今鸭绿江）。继*桥而真同拉朽，破车阵不异摧枯。”（11）桥指鸭绿江浮桥，车阵则是高丽对抗辽的有效战法，早在统和二十八年辽伐高丽时，高丽将康肇就曾“以剑车排阵，辽师进攻之，屡却。”（12）。李知顺原来是宋朝将领，辽使用他是正确的。
重熙六年的《韩橁墓志》记载“旋以辰卞弑君”即统和二十八年讨伐高丽事“委车骑而命将，率先窦宪。即授公左第一骁骑部署。”显示他参加了对高丽的战争。但而后在太平九年，“（太平）八年秋（应为九年，《辽史》纪 传及高丽史均系于此年），逆贼大延琳，窃据襄平。”辽朝“假公押领控鹤 义勇 护圣 虎冀四军。充攻城副部署。”不久叛乱被平定，不久又“移镇沈州。”但是“然而虎夷效逆，鹤野罹灾，俘劫井闾，瓢掠烽戍。来如蚊蚋，肆毒噬人；去若虺蜴，蓄奸伏莽。”显示遭到大延琳响应势力的不断骚扰，为此“公乃指挥方略，奋发雄图。载玄菟之要冲，贯紫蒙之扼束。筑垒一十七所，宿兵捍城，贼不西寇，公之力也。”（13）。关于沈州作战，辽史不载，史料价值很高。
重熙十五年的《刘日泳墓志》记载同样在太平九年的大延琳之乱，墓主任遂州刺史“辽府叛乱，东国遄征。”墓主“护黎民以无伤，御一郡而能守”（14）大延琳叛乱虽然势力不大，时间短，但是造成一定的影响“时南、北女直皆从延琳，高丽亦稽其贡。”（15）墓主的作为在军事上还是起作用的。
清宁六年的《赵匡禹墓志》，指出作者参加了对高丽的战争“是时东韩作梗，不遵王命。公乃荐膺明诏，俾遂徂征。鞠旅陈师，始严于开托；解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