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花帽军初探

金代花帽军初探

浩楠（lihaonan）赠文

[关键词]金代花帽军皇权抗蒙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金代末年诸多抗蒙义军中之一的“花帽军”的始末进行初步的研究，来探讨金末义军和皇权的关系，以及在抗蒙战争的表现，以及几位将领的研究。并在最后就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以及史学研究的双重标准问题，提出自己浅薄的看法。

正文：

本人在以前的诸多文章中，提及了关于金史研究的轻重问题，指出金史研究中一种遗憾的现象是相对重视金朝前期和中期的研究，相对忽略金朝末期的研究。其实关于这一点，老一辈金史的研究者张博泉先生早已经指出，先生早就提出不光金史，中国的断代研究史都存在重视兴盛时期，对王朝末年重视不够。而且说“既要研究金朝的开国史兴盛史，也要研究金朝的亡国史”。但是做到谈何容易，金史的史料本来相对其他断代就相对偏少，而金末的史料相对金朝前中期亦感觉不足。且有时为了突出朝代更替的合法性，故意突出渲染前朝的恶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本人属于辽金史的业余爱好者，对金末的历史兴趣颇浓。因此不胜浅陋写出这个文章，以求正于方家。

由于本人的研究属于业余性质，这就意味着参考资料难以作到全面搜集。为此，本人特地以邮件和电话的方式请教了两位辽金史研究领域中的前辈，他们给我的回复是“花帽军材料太少，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对于这个课题本人成为首先吃螃蟹的人，颇感欣慰。但是本人认为现代的历史研究，任何课题也不可能是凭空而起，辽金史研究近二十余年成就巨大，但是存在的问题之一是重复研究略显过多，且重复研究中，一些文章并不提到前人的研究，这多多少少是对前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因此在正文开头之前，本人决定总结我涉猎的书籍和论文中涉及到花帽军的地方。关于花帽军，前人虽没有系统研究，但是涉及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在建国后的一大段时间内，历史研究长期重视阶级斗争，因此花帽军镇压红袄军起义论述比较多。（1）。张博泉先生的《金史简编》（2）论述了花帽军首领郭仲元的凤翔之战。陈智超先生的《金末宋末抗蒙（元）义军的比较》（3），将金朝末年的义军分为几种类型进行研究，且简单与宋末的义军进行了比较，花帽军被陈先生划为“山东型”，重点叙述仍然是镇压红袄军的战绩。宋史学者王曾瑜先生的《金朝军制》（4），虽然和忠孝军一样，没有单独立章节，但是对金朝末年军政的一些总结值得重视，如指出金朝末年军队主力是附金地主武装，行元帅府元帅的滥设及编制缩水，“十羊九牧”，以及对“九公封建”提出与南宋初年的镇抚使类似，颇有新意。以上诸位学者的先期研究，给本人的浅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在这里特此提出。

一花帽军成立背景及先期战绩

研究花帽军，不能不涉及金朝的主要敌人的情况以及金朝当时的军政情况。金朝在北面的对手蒙古部落，本人以前虽然也写过关于这方面的帖子，但是今天看来遗漏浅薄之处不少，在此结合辽金史料，叙述大概。在辽朝末年，蒙古草原上的部落已经成气候，道宗末年的阻卜磨古斯之乱，辽朝历时八年方平定。（5）。金朝灭辽后，就接受了辽朝的边患，金太宗天会末年，草原部落的之一的“萌古斯”（6）向金朝首先发难。（7）以后边患有愈严愈厉之势，熙宗天眷初年，金遣都元帅完颜宗弼北伐。（8）皇统年间（9），海陵朝（10）局部战争仍然有发生。世宗初年，连续派遣数位大员北上经略，如完颜守道完颜宗叙移剌子敬纥石烈志宁等（11）。一度局面好转。如大定十五年粘拔恩部的内附即为证明。但局部小规模的战役仍不时有发生。（12）章宗时局面开始恶化，虽然连续发动三次北伐。（13），但消极防守的意见占了上风。（14）后来金朝与蒙古部落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加之蒙古诸部的统一，不能和从前一样互相掠夺。于是，临近的金朝成为他们进行掠夺战争的新目标。关于金蒙战争前的双方关系，大概叙述至此，一些具体事件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元朝的忌讳，现在已经很难完全考证清楚。（15）从金大安三年开始，由铁木真统一的蒙古汗国连续向金朝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在一些关键战役中，金军大多败绩，到贞祐二年“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16）而金朝的军事情况又如何呢？金朝前期的精锐主力女真猛安谋克军，自从入中原后战斗力下降许多，海陵末年已经露出了这种苗头，当时南宋川陕“边将常曰：敌兵易与，十不敌部落一二”故金朝“招西蕃部落为军”以对付宋军。（17）世宗章宗时，这种衰落的迹象日甚一日，章宗初年，元老徒单克宁就提醒章宗“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18）甚至那些未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亦习此风，比如原来骁勇的胡里改人到章宗时，竟也“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及矣。”（19）女真猛安谋克军战斗力下降，故金朝中期精锐由乣军取代，在金章宗时期对付蒙古诸部和南宋的战争中立下许多战功。宣宗时杨云翼谏宣宗伐宋，理由之一就是“今日之事与泰和不同故耳”“泰和举天下全力，至于乣军，亦躯之为前锋，今能之乎？”（20），宣宗时移剌福僧上抵御蒙古之策，言“为今之计，惟先招徠乣人。选择乣人旧有宿望雄辨者，谕以恩信，彼若内附，然后中都可复，辽东可通。”（21）从大臣们的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乣军的重要性。战例也能说明问题，蒙古第二次围攻中都时，金将纥石烈执中诱蒙古军至涿易，乘车督战“鞑兵大败”次日以术虎高琪以乣军五千与蒙古军战斗“自夕至晓”只是由于忽然北风大作，蒙古军乘机纵火而溃败。（22）证明大臣所言不虚。但是乣军以契丹人为主，而金对契丹人一向充满猜忌，如金世宗就说契丹人“彼之野心，亦足见也。”且断言“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23），金朝不光是这么说，也确实这么做了，而且这个政策一直得到坚持，卫绍王时期北边有警，他竟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24），就能说明一定问题，在这种猜忌状态下，契丹人自然会对金政权离心离德，后多叛降蒙古。女真军丧失战斗力，乣军虽然战斗力强但叛亡相继，这就是金蒙战争初期金朝军事的真实写照。那么这个战斗力的空白也只能也惟一可以由金朝的汉族构成的正规军和义军来填补。花帽军就是在这个大敌当前而金朝无兵可用的背景下出现的。

金朝的汉人并非向一些人想象的那么懦弱，一些地区有尚武的风俗，比如花帽军诞生的燕云地区，这里的人民“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弃已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25），以后这里割让辽朝，这里的人民“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强烈的尚武精神。”（26）其他地区亦有如此现象，金朝老将夹谷清臣回答章宗汉人与西夏人孰勇的问题时，说“汉人勇”（27），金将移剌塔不也也说“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28）。夹谷清臣是胡里改人，移剌塔不也是契丹人，相信他们不会因为偏私族类而说汉人的好话。可见，金朝的汉人是具有成为填补金军战斗力空白的资格的。

从金蒙战争初期开始，由汉人构成的义军逐渐展现在历史舞台面前。一开始义军分两种类型（29），一种是金军战败后，由地方土豪组成的义军，比如金居庸关失守后“迩者撤居庸兵，我势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当遣官节制，失此不图，忠义之士，将转为他矣。”（30）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金政府官员组织的，比如中都被围时，任尚书省令史的田琢招集义勇“募兵旬日，得二万人。”（31），侯挚“贞祐初，大兵围燕都，时挚为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32）花帽军与他们略有不同，是政府官员属下的“壮士”招募的，“（贞祐）二年正月，乘夜与壮士李雄、郭仲元、郭兴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缘西山进至佛岩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军民，旬日得万余人。择众所推服者领之，诡称土豪，时时出战。”（33）郭仲元就是其中的“壮士”之一，他确实很尽力“李雄募兵，仲元与完颜阿邻俱应募，数有功。”（34）从现有史料分析，他招募的地域范围很大，比如后来成为郭仲元部将之一的李霆，是宝坻人“贞祐初，县人共推霆为四乡部头。霆招集离散，纠合义兵，众赖以安。招抚司奏其事，迁两官。霆与弟云率众数千巡逻固安、永清间，遥授宝坻县丞，充义军都统。”（35）关于花帽军初期的战绩，由于金史的缺载只能从一些间接的史料来推测，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当时他招募的花帽军确实是在金朝各个义军中相对强的一支，南宋人已经知道他的名气“有户部令史郭忠者（按，应为郭仲元之误），率山后军民击鞑靼，逐之。金人后名其军为‘花帽军’。”（36）元代的史料有一条，记载宋珍“时先父独与先叔祖留燕，会圣朝（蒙古）亲王领兵下，叔祖归之，王善，赐之银符，置千夫长。击花帽贼于燕之水谷，以战死。”（37），这里的“花帽贼”即“花帽军”，击败了附属蒙古的一支地主武装。应该说蒙古军最终没有破中都，而接受与金议和，花帽军的奋力作战是不容忽视的。除了以上两条外，还有一些史料能说明问题，金朝遗民刘祁说“南渡之初，将帅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俗号郭大相公，其军号‘花帽子’。”又云“仲元为将，重厚沈毅，有谋。”（38）这里说郭仲元是南渡之初最著名的将帅。此外按金制“近制，赐本朝姓者，凡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以上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以上赐止其家。”（39），完颜阿邻后来要求特赐其兄守楫及从父兄弟，宣宗许之，引起郭仲元的不满，曰“臣顷在军旅，才立微功，遽蒙天恩，赐之国姓，非臣杀身所能仰报。族兄徐州讥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监三喜、前解州盐管勾添章、守兴平县监酒添福犹姓郭氏。念臣与僧喜等昔同一家，今为两族，完颜阿邻与臣同功，皇恩所加并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40）从以上史料证明，郭仲元和郭阿邻同时立下了金朝规定的“止赐其家”的战功，保守的估计是战功达到以千人击败敌千人。但是这么估计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金朝后期有滥予赐姓的现象，故所谓的赐姓标准好多依君主和宰执一时好恶来制定的，有一定的随意成分。（41），本人认为，这么做与金朝统治集团对郭仲元和郭阿邻的猜忌有关（这个下文论及），故采取一升一压的措施挑拨二人矛盾罢了。在贞祐三年以后，郭仲元先后担任“永定军节度使”并兼任本路宣抚使 “遥授知河间府事”“知济南府事，权山东东路宣抚副使。”等官职。（42）

花帽军在宣宗前期立下的另一比较大战功是镇压山东的红袄军起义，红袄军起义，根本原因是因为金朝的括地政策致使汉族农民失去土地。（43），直接原因是蒙古南下，金朝对这里失去了控制，首先发难的是杨安儿，早在泰和年间的金宋战争时，就活跃在山东一带。（44），后接受金朝招安，大安三年金蒙战争起，金朝另他招募“铁瓦军敢战军”（45）迎敌。但他却乘机回到山东，于是红袄军起义开始兴起，金朝为了对付起义军，以驸马仆散安贞为主将，携带郭仲元和郭阿邻两军南下，宋人记载主要的起义军皆为花帽军所击败“又有郝八者，名仪，以贞祐二年春据山东叛，僭号大齐，改元顺天。金人遣花帽军生擒之，磔于开封。又有刘二祖者，亦名盗也，其女刘小姐亦聚众数万，皆为花帽军所破。”（46）。按金朝的记载有些不同，刘二祖部，金方记载破其部的是夹谷石里哥和提控没烈。（47），生擒郝定的是郭阿邻的“黄鹤袖军”“顷之，破红袄贼郝定于泗水县柘沟村，生擒郝定，送京师斩之。”（48），那么郭仲元的花帽军参战了没有？看来应该是参战了，郭仲元到南京朝见金宣宗时，献收复河朔之策，但宣宗说“朕以参政侯挚与卿素厚，命于彼中行省，应悉朕心。卿求入见，其意固嘉，东平方危，正赖卿等相为声援，俟兵势稍缓，即徙军附河屯驻，此时卿来，盖未晚也。尚思戮力，朕不汝忘。”（49），这里的东平行省，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付红袄军而专门设置的。（50）宣宗要求郭仲元和郭阿邻“相为声援”正是他们参战的明证，况且《朝野杂记》的作者李心传著史严谨，其《女真南徙》《鞑靼款塞》许多地方与《金史》相合。想必不会凭空杜撰。还有郭仲元也有一些对付红袄军的战绩，比如贞祐四年“红袄贼千余人据涟水县，仲元遣提控娄室率兵击破之，斩首数百，败祝春，擒郭伟，余众奔溃，遂复涟水县。”（51）。郭仲元和锅阿邻部的参战，为金迅速减弱红袄军的上升势头确实很大，比如对郝定，金军竟然“（仆散安贞）遣兵讨郝定，连战皆克，杀九万人，降者三万余，郝定仅以身免。”（52）就显示了他们一定的战斗力水平。从此红袄军渐渐衰落，山东形成金朝南宋蒙古互相经略的复杂局面。

二花帽军之拆分及相关问题考证

正当花帽军的战绩处于上升状态时，却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金史》的《完颜仲元传》是这么记载的：

“ 仲元屡有功，以本职为从宜招抚使，计约从坦等军图恢复。诏以仲元军猥多，差为三等，上等备征伐，中下给戍守，懦弱者皆罢去。”（53）

在另一支著名的义军“黄鹤袖军”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完颜阿邻的传记记载：

是时，仲元亦积功劳，知济南府，赐姓完颜，与阿邻俱加从宜招抚使，诏书奖谕，且令计约涿州刺史从坦等军恢复中都。于是，仲元、阿邻部兵猥多，诏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备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罢去，量给地以赡其家。”（54）

这两个记载，来得实在太突然，两名将领正在立功之时，为什么要拆分他们的军队，难道自毁长城不成？在他们二人的传记里，找不到拆分的理由是什么，但是两传也提供了一些信息，首先二传都承认，拆分是发生在他们与涿州刺史从坦约定收复中都之后，看来这次拆分与他们的收复中都的行动有一定关联。但是二传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完颜仲元传》说“计约从坦等军图恢复”从上下文义看是他们二人自己的处置，而《完颜阿邻传》说“诏书奖谕，且令计约涿州刺史从坦等军恢复中都。”一个“令”字说明接受的是金宣宗的诏书而行动。一字之差，确是天壤之别，那么我们首先要研究攻克的题目就是：

金宣宗对郭仲元以及其他军队收复中都究竟是什么态度？

如果单纯从文义上考证，可能永远也难以考证清楚，但是，研究历史人物，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只听他嘴上说的，重点是看他怎么做，而且还要联系事件的前后关联，事件方能清晰。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金宣宗，当然也要算上术虎高琪，因为他是宣宗初年的实权人物。金宣宗自从与蒙古议和后，就一心想着南迁，而且是在大多数人的反对下强行执行的，当时金朝统治阶层主流的意见是固守中都，“（宣宗）侄霍王从彝者谏曰：‘祖宗山陵，宗庙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岂宜弃之而去？’”但是被宣宗以“燕京乏粮”为理由一口拒绝。（55），当时金朝的太学生“太学生赵昉等上章极论利害，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谕而遣之。”（56），仍然是忠言听不进去。走为大吉迁往南京（开封）了。一开始还留下皇太子守忠以装点门面，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说明金宣宗已经准备放弃中都，首先是将太子守忠接到南京“（贞祐）二年八月庚子，皇太子至自中都。”（57），将维系人心的旗帜撤回。随着局势的恶化，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贞祐三年二月“丙午，尚书省以南迁后，吏部秋冬置选南京，春夏置选中都，赴调者不便，请并选于南京。”（58）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然后是决定将河北的猛安谋克屯田军户家属撤离到河南，高汝砺当时就劝谏过这个事情，指出这么做的严重后果“使尽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园，扶携老幼，驱驰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军人已去其家，而令护卫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尽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虽告以卫护之意，亦将不信，徒令交乱，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59），但是仍然没有听进这个意见，众所周知，屯田军是维护金朝在中原统治的重要力量，屯田军一撤，表明是放弃这一地区。当然，在留守中都的金朝将领完颜承晖的一再强烈要求下，宣宗君臣也不得不有所表示。贞祐三年二月，宣宗下令“诏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中山、真定兵，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大名军万八千人、西南路步骑万一千、河北兵一万，御史中丞李英运粮，参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术鲁德裕调遣继发，救中都。”（60），宋朝方面的记载是“东平之兵五万”“大名之兵八万”“真定之兵四万，合保涿援兵一万”分别救援中都（61）数字显然夸大了很多。虽然出动了一些数量可观的兵力，但是救援行动却因内部原因而遭到梗阻，“是时，（术虎）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晖成功，诸将皆顾望。”，也的确如此，三路大军只有一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李英被酒，军无纪律，大元兵攻之，英军大败。”“庆寿军闻之亦溃。”（62），宋人记载也是大致相同“东平之兵五万至安次，遇鞑兵不战而溃。大名之兵八万至固安，亦溃败。惟真定之兵四万，合保涿援兵一万，至旋风寨与鞑兵战，凡二日，粮绝而败。”（63），同样说其他两路以溃败告终而只有一路尽了力。此外，金朝末年的一代文宗赵秉文给李英的挽辞也说“一生万死，誓救孤城。运粮饷以先驱，乏偏裨之后继，一军独没，四海共哀。量力虽非，原心可恕。”（64），说明此败是诸将观望而李英孤军奋进，所以致败，与《完颜承晖传》吻合。看来这次虽出动三路大军，但是根本没有使出全部的力量，而且竭力加以阻止。这次救援失败后，宣宗又提出“上议遣亲军六千余及所募二千七百人援中都”，这看来简直是个笑话，三路数万大军无法完成任务，难道几千养尊处优的亲军就能完成吗？实际上，这只不过把皮球踢回要求救援中都的大臣罢了，果然“宰臣以为行宫单弱，亲军不可遣，遂止。”（65）

接下来则看金宣宗对郭仲元要求北上抗蒙的反应了，贞祐四年，郭仲元朝见宣宗，上“恢复河朔之策”，但是如前述被宣宗以“东平方危”而一口拒绝。（66）。四年后期，结束与蒙古军的河南作战后，郭仲元再次上奏宣宗，内容“大概欲伐西夏以张兵势。”（67），其实这是要求和蒙古军作战的委婉之词，因为当时蒙古和西夏经常联兵攻击金朝，因此与西夏作战就意味有可能与蒙古军交手的机会，但是宣宗仍然只是采纳了一部分意见，但是给他“单州经略使”的官职，从本传的作战经历看，和红袄军和宋军作战是主要方面。（68）兴定三年，郭仲元再次提出北上抗蒙的要求，言“州城既固，积粮二十万石，集乡义军万余人，并闲训练，足以守御，乞以所部渡河。”但是仍然被要求“诏屯宿州”（69），兴定四年，郭仲元担任“保静军节度使，寻为劝农使。”按金史，保静军为宿州军号（70），而宿州在今天的安徽省北部，离抗蒙前线远着呢。五年，他担任的职务是“镇南节度使”，按金史，镇南军为蔡州军号（71），而蔡州，熟悉金史的人不会不知道那是金朝亡国的地方，离抗蒙前线相对宿州更为遥远。直到元光元年，他才回到日思夜想的抗蒙前线，不过是因为形势紧急，宣宗不得不亮出王牌之故。如果说兴定三年前的救援行动因为有术虎高琪作梗，但是三年后，宣宗已经将术虎高琪杀掉，但是对郭仲元要求北上抗蒙仍然持消极态度。从以上金朝救援中都以及对郭仲元北上的态度，可以认为，与《完颜阿邻传》相比，《完颜仲元传》叙述那个行动是他们自发的更接近历史事实一些。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宣宗要求他们恢复中都，也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

（二）关于从坦

我们要考证的第二个问题，前面已经提到，那就是无论是郭仲元还是郭阿邻的军队，被拆分的原因，二人的本传都显示与约定涿州刺史从坦收复中都有关系，因此对从坦以及其主要经历考证尤其显得重要。按从坦，《金史》有传，说他“贞祐二年，自募义兵数千，充宣差都提控，诏从提举奉先、范阳三都统兵。除同知涿州事，迁刺史，佩金牌，经略海州。顷之，充宣差都提控，安抚山西军民，应援中都。”（72），他有一定的才能，金朝大臣许古当时向宣宗推荐的将领“如河东宣抚使胥鼎、山东宣抚使完颜弼、涿州刺史内族从坦，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或忠勤勇干，或重厚有谋，皆可任之，以扞方面。”（73）看来在涿州刺史任上确实有一定的战绩，此外按照本传记载，从坦担任“宣差都提控”在“涿州刺史”之后，按金史，贞祐三年十二月“壬寅，诏林州刺史惟宏与都提控从坦同经理边事，诸将功赏次第便宜行之。”（74），与《完颜仲元传》不同的是，郭仲元的传记记载约定身为涿州刺史的从坦收复中都被系于贞祐四年，但是按照本纪，贞祐三年十二月从坦已经担任宣差都提控，人在河南，而且本传记载，他也再未担任过涿州刺史这个职务，因此二者必有一误。按元好问给冯壁写的的神道碑写到“（贞祐）三年，迁翰林修撰。山东河朔军六十余万口，率不逞辈窜名其间，诏公摄监察御史汰逐之。”又说“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坦军军于孟州”云云（75）。此事王庆生先生所著《金代文学家年谱》（76）亦系之于贞祐三年，因此大概可以考订，郭仲元约从坦收复中都，大概在贞祐三年五月二日中都沦陷到十二月从坦就任都提控之间。

另人更感兴趣的是，从坦本来已经是金末女真将领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竟然有人要置之于死地，宣宗初，有诬宗室从坦杀人，将置之死。而且还人不敢言其冤。当时身为太学生的马舜卿（肩龙）“以太学生上书，大略谓‘从坦有将帅材，方今人物，无有出其右者，臣一介书生，无用于世，愿代从坦死，留为天子将兵。’书奏，诏问：‘汝与从坦交分厚耶’舜卿对：‘臣知有从坦，而从坦未尝识臣。从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从坦。”（77），以此小传比对金史的《马肩龙传》，明显可以看出金史因袭的部分，因为《金史》在编纂过程中确实大量参考了《中州集》（78），而金史的从坦传未叙述被人诬陷的事，看来是因袭实录国史一类的列传部分。可见金史从坦传对于从坦的收复中都计策以及被人诬陷的部分，明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以致要参考其他传记。另，虽然说“国家百余年，累圣相承，一以人命为重，凡杀人者之罪，虽在宗室，而与闾巷细民无二律。”（79），但只适用于大定明昌承平之世，并不完全适用于金末，况且是诬陷其杀人，即使是真杀人了，如术虎高琪曾经把力劝他契丹军不可信任的生樊知一“以刀杖决杀之”（80）但是仍然得到宣宗的倚重。再如元好问提及的完颜陈和尚。以及金朝捍将纥石烈牙吾塔，严重到用人肉作馒头的地步，仍然“人主倚其镇东，亦优容之也。”（81）即使是汉族大臣，比如雷渊“在蔡州杖杀五百人，时号‘雷半千’”仍然一时罢免后复出。（82）与从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还无人为其申冤，竟然要一个太学生慷慨陈词，我们不能不怀疑这里面另有隐情。

（三）关于一则宋方史料的辨证

关于郭仲元救援中都，在宋人记载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见：

“兴定元年，是年易州苗仙武，清州郭仲元共聚兵扼险，又有霸州统军白文哥者，深知和之难信，每厉兵以拟其后，通三人，聚兵八十万，大军（蒙古军）患之，乃问罪于金曰‘汝既讲和，何故使文哥来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权，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帅府事夹谷监军统三万众讨之。文哥之兵请战，文哥不许曰‘一去接战，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望金遥拜，文哥自缢死。夹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军，大军遂剿夹谷之军于霸州城下，仙武仲元亦招会赐死，其军遂溃。”

崔文印先生校勘记指出 “仲元既上文之郭仲元，金史卷103有传，其人乃‘花帽军’首领郭大相公，并非赐死，疑此处有误，或一人重名？未详。”（83）

这条史料崔文印先生没有在现有的史料里找到史料来源，但是使用者亦少，因为此条确实荒唐，按其记载，郭仲元因坚持抗蒙而于兴定元年招会赐死，但是按完颜仲元传，兴定元年以后郭仲元还在人世，而且不断有他立下战功的记载，除其本传，《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卷一六《宣宗纪下》，兴定三年和元光二年郭仲元曾出现，此外卷一二八《纥石烈德传》卷一一三《赤盏合喜传》分别记载兴定三年郭仲元与其行元帅府事，以及元光间凤翔战役。如果退一万步，金朝的官史一概不可信，那么元好问《桓州刺史马君神道碑》和杨宏道《别凤翔治中艾文仲》记载元光间和正大元年郭仲元在凤翔，刘祁《归潜志》卷六亦记载郭仲元正大时还在人世，按照考据学的原则，孤证不立，因此这个史料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整个活脱脱一个金朝版的《兀术遗桧书》！况且按照上面分析，这事也不应该系于兴定元年。可以判断，这个史料是采蔗宋人笔记小说一类的作品，不会是金人作品或者是严肃的归正人的作品。

在断定这个史料的荒诞之处时，亦可知其有可取之处，首先“清州郭仲元”这个可以从金史得到证实。如李霆“中都食尽，霆遣军分护清、沧河路，召募贾船通饷道。遥授同知清州防御事，从河北路宣抚使完颜仲元保清、沧。”（84），如郭阿邻“宣宗迁汴，阿邻改同知河间府事兼清州防御使，将所部兵驻清、沧，控扼山东。”（85）。可见郭仲元郭阿邻确实曾经屯住过清州一带。另外几个武装，如苗仙武，显然应该指活跃在中都的武装苗道润部，当时道润兵力颇强，后来河北义军另一首领靖安民“贞祐初，充义军，历谋克、千户、总领、万户、都统，皆隶苗道润麾下。”（86）可见其势力之大。白文哥，本人颇疑是金史中的伯德文哥，这个人物是在宣宗与完颜素兰谈及术虎高琪跋扈时出现的“至于伯德文哥之叛，帅府方议削其权，而朝廷传旨俾领义军，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辄拒不受，不臣之状亦显矣。帅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帅府。国家付方面于重臣，乃不信任，顾养叛贼之奸，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87），正好是义军首领，而且颇为不受管制，完颜素兰传也提及另一点就是“臣见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刘温云：‘所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勿复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罪人与高琪计结明矣。”则伯德文哥初隶属中都帅府，正好在中都附近，且“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刘温”云云，霸州与永清相邻，更增加二者为一人可能性，不过仍然不可轻易下结论，因为材料太少。此外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可能，信安为霸州属县，那里是河北抗击蒙古坚持最长久的地区，刘晓先生的一则校勘札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88），郭仲元郭阿邻欲收复中都，联系信安的义军也在情理之中。

按照金史和宋人记载，金史多避忌和回避，事件清楚但难以梳理，且侧重于联系他们与有军事才能的涿州刺史从坦的关系。而宋人记载过于荒唐，但是点出除正规军尚有河北的义军武装参与收复行动的事实，因此最大限度的辨析史料则可最接近历史事实，看来，收复中都的行动有郭仲元郭阿邻以及内族从坦还有中都附近的地主武装，这些游历不定的武装结合在一起，不能不引起金廷的顾忌。

三花帽军拆分原因之推测

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关于花帽军之拆分的主要史料，或者语焉不详，或者难免有夸大之处。如果在这些史料面前进行考证，必然陷入为考证而考证，后一个考证结果建立在前面不可靠的考证结果之上的结局。因此，我们必须分析当时的局势以及政治军事情况的大背景，从这个大背景下来探讨问题，以及考虑金朝对其他义军是如何处理的，进行综合对比，才能得出接近历史事实的答案。那么首先我们要把眼光放大到金朝末年所有的义军，看看金朝是如何处理他们的：

如《金史》之《完颜伯嘉传》有关于对河东义军程琢的处理的讨论，其中金朝大臣胥鼎的意见是“完颜伯嘉屡言同知西京留守兼台州刺史完颜琢，可倚之以复山西，朝廷迁官赐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岭。今闻诸隘悉无琢兵，盖琢挈太原之众，保五台剽掠耳。如尚以伯嘉之言为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内地，分处其众，以备不测之变。”（89）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对于程琢的义军，身为金朝大臣的胥鼎对其表示了很大的不信任，认为应该“或徙之内地，分处其众，以备不测之变”从他的这个处理意见来看，和金廷对郭仲元和郭阿邻的义军处置方式是大体一致的。

在胥鼎的传记里，有他处理义军的一个奏章，上面是这么说的“臣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趋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苟无训练统摄官以制之，则朋聚党植，无所不至。乞许臣便宜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仍每五千人设训练一员，不惟预为防闲，使有畏忌，且令武艺精熟，人各为用。”（90），这里的记载比上面那条更清晰，而且提出的目标是防止其“朋聚党植，无所不至”，看来，让义军保持在金朝政府的控制下，防止其自身势力坐大是这么处理的基本原因。

《必兰阿鲁带传》云“既而诏择义军为三等，阿鲁带奏：‘自去岁初置帅府，已按阅本军，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屡试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顾其家，心一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其处，不相谙委矣。国家粮储常患不继，岂容侥冒其间？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势方殷，分别如此，彼居中下，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且义军率皆农民，已散归田亩，趋时力作，征集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诏许之。”（91）这里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对义军的处理和郭仲元郭阿邻的军队竟然出奇一致，都是分为三等，都是淘汰掉一些人，而且按照必兰阿鲁带的说法，这么做严重削弱了义军的战斗力。而且“今必析之，将互易其处”与胥鼎对义军的处理意见相合，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政策是否是真针对郭仲元和郭阿邻呢？看来不是，提到的义军都有大致如此的处理。

另外就是上面提到的从坦，金朝也对他的军队进行了裁减，“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坦军于孟州，军谋为变，本温惧，不知所为。寻有旨北军沈思忠以下四将屯卫州，余众果叛入太行。本温益惧，留宿孟州。枢密院奏公（冯壁）代本温竟其事。公至卫，召四将谕以上意，思忠挟叛者请公还奏之。公责以大义，辞直气壮，将士惭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92）这里看出金朝政府这么做的方法差点引起兵变，这个神道碑是讲冯壁奉命汰河北的“不逞辈窜名其间”的军户，但是也并非如此简单。沈思忠，在《金史》里出现过，他是田琢招募的义军手下的一员大将。（93），后归于从坦麾下，也可归入义军的范畴。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朝政府虽然表面上利用义军，但是对于他们并不怎么信任，要么淘汰掉一部分削弱其力量，要么就分为几等互相驻守不同的地区，分其势。这么来看。宋人史料那则是蒙古将领要求金朝解散消灭义军则更不可信，因为总不至于蒙古要求解散一个义军，金朝就解散一个义军，没有那么愚蠢的君主，因此，这种政策的实施只能从金朝内部找原因。

将义军分散拆分是经过很大的博弈才解决的，在郭阿邻的军队就出现了不满“阿邻有众万五千，诏分五千隶东平行省，其众泣诉云：‘我曹以国家多难，奋义相从，捐田宅，离亲戚，转战至此，誓同立功，偕还乡里。今将分配他军，心实艰苦。乞以全军分驻怀、卫、辉州之间，捍蔽大河，惟受阿邻节制。’阿邻亦不欲分之，因以为请。宰臣奏：‘若遂听之，非唯东平失备，他将仿效，皆不可使矣。’宣宗以为然。”（94），因此当时事件的解决绝非史书中写得那么轻松，必定经过无数的博弈与相互妥协，方才能成。除了强制拆分以外，金宣宗君臣还采用了一些权术的方法，如在赐姓问题上制造郭仲元与郭阿邻的不同造成二人矛盾，以及抬高郭仲元部将李霆的地位等。本人核对了郭仲元郭阿邻和李霆三人的列传，从贞祐四年开始，他们三人再也没有出现在同一战场上，就任的地点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显示金廷对他们三人合力的疑虑。下面让我们具体分析花帽军以及其他义军拆分的大背景问题。

（一）义军与皇权的矛盾（95）

中国古代社会特点体现在国家对社会的支配与控制，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体系和各种社会势力进行全面控制，而国家对社会的支配，实际上就等同于皇权对社会的支配，只不过皇权以公权的名义出现而已。在这一“大公无私”至上理论下，历代皇权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它们的强化，意味着皇权对各种游离于皇权秩序的任何势力控制的强化，皇权要求对各种社会势力实现绝对支配，不允许任何超越摆脱代替皇权支配的力量存在，除对各种社会势力进行强力打击外，还表现为开放权力体系，吸收社会势力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之中“一边拉一边打”。而在民族战争这个特定的条件下，皇权的威力有减弱的倾向，对这些由各种官员及地方势力组成的义军及流民武装，既是政府依靠和争取的对象，又无形之中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二者矛盾不可避免。民族战争的残酷并不意味着皇权会放弃重振雄风的可能。举一个南宋的例子，尽管南宋一直受到北方金元的威胁，但是却念念不忘恢复祖宗家法崇文抑武那一套，视武人势力为眼中钉，并在开禧后，全面恢复和加强以文制武体制。（96），南宋的皇权尚且如此，而金朝的皇权却比南宋强大很多，陶晋生先生言，金熙宗和海陵王的改革“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97）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南宋的皇权比金弱很多尚且如此，那么金朝为什么不能有皇权对这些暂时游离于皇权的义军及流民武装的加强控制呢？

中国古代强调君主读经史，目的正如宋高宗对太子言“须是读书，便知古今治乱，便不受人瞒。”（98），古代的君主在处理事务时常常会拿历史的类似情况进行比对，尽管历史不可能完全重演，但是大体相似的地方还是不少的。与金朝的贞祐南渡类似，历史上的东晋南朝以及南宋都出现过因民族战乱而导致大规模流民南下的事，那么当时的朝廷是如何处理的呢？通过一些浅薄的研究，发现与金朝的情况颇有类似之处。东晋南朝的武力支撑主要是南下的流民武装以及边境的豪族，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撑，就没有东晋南朝的一切。而南宋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北方移民构成了南宋军队的主体。（99）这些与金朝的情况一样，他们对于朝廷既是武力支撑也是对皇权的威胁。况且确实有野心家利用流民武装夺取最高权力的事情，比如刘宋时期萧道成利用宋魏战争时南下的青齐豪族集团篡宋，以及南齐时萧衍利用晚渡北人的主要区域----襄阳聚集的雍州集团而篡齐。（100）这只是极端一点的例子，但是无论是东晋南朝还是南宋，和金朝相比，对于南下流民以及义军武装，猜忌的程度只有大小的区别而无本质区别。比如田余庆先生对于东晋前期对于流民帅的研究指出东晋将流民帅大多羁縻在长江以外，拒绝他们过江南来。（101），先生又在另一篇文章说明这种政策一方面出于司马氏政权的狭隘利益，也是避免他们在江左变成不安定的因素。先生还特别指出“流民散处江淮，有强臣就流民所在统之而用于北伐，如两晋之际祖逖在徐豫，两宋之际宗泽在汴京，这样最可能发挥流民的作用，但也最易遭南方偏安政权之忌。祖逖受制于王马，宗泽受制于汪黄，都怏怏不得志而死，晋宋南渡后权力结构中的利害冲突，使这种局面难于避免。”（102），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与东晋司马氏提前渡江和南宋赵构为漏网之鱼相比，金朝宣宗的政权更加脆弱，因为前者尚且还有正统性作号召，而宣宗按照金人的话来说“宣宗立于贼手”（103）是纥石烈执中武装杀金卫绍王而立，本身就不具备合法性，因此对于宣宗来说，首先就是要保住自己的皇位以及皇权，而由于先天不具备合法性，因此按照本性猜疑的宣宗看来，任何不在他可以掌控的将领立下大功，都有蒸蒸日上之时算旧帐废除他的可能，更何况郭仲元和郭阿邻联合如此众多义军武装，而且夹杂一个宗室丛坦，“宣宗南渡，防忌同宗，亲王皆有门禁。”（104），在京宗室尚且如此，一个在外立功的宗室岂不更容易使他感到威胁？综观宣宗南渡后的努力，完全为维护他的脆弱的皇权，比如重用胥吏，重用近侍，只用自己熟悉的将领，但求苟安，“惩权臣之祸，恒恐为人所摇，故大臣宿将有罪，必除去不贷。”（105）。大臣宿将尚且如此，与自己本来几涉及不深的义军将领们，就也构成了他的威胁之一。因此作得相对其他王朝更加极端，在没有完成对蒙古战争哪怕构成短暂的平衡下就进行大规模的拆分，而其他朝代大体在民族矛盾缓和或者达成议和时，比如南朝时对于屡次威胁建康的上游兵多将广的荆州武装，一遇到民族矛盾缓和的时机，就把荆州划分成多个行政区域以削其势。（106），南宋则在所谓“绍兴和议”后肢解了各路大军，岳家军韩家军尤其受猜忌，各支大军从总数35万人削至21万4500人。（107）。从这个角度看，宣宗之所为，与历代南渡王朝并无二致，只是更加绝而已，上引金朝政府处理意见，主要是担心他们形成自己的势力，力求控制在政府许可的范围内，与南渡王朝做法相同，而金朝后来“元光间，招义军，置总领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训练官，从八官。”后来这些军队衍生为哀宗初年的都尉，开始大力普及政府组织的义军（108），更证实了我的判断。

（二）民族因素的影响

虽然说金朝自从与南宋议和后，民族矛盾相对从前大大缓和，且女真人汉化很深，但是表现在女真人和非女真人之间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这是金代民族歧视的一个一贯性问题。（109），因此拆分必然也要受到民族因素的影响，在贞祐初年的抗蒙战争中，女真将领猜忌汉人统兵就已经露出苗头，比如高庭玉任河南府治中“主帅温迪罕福兴，奸伪人也，公（高庭玉）临事不少逊让，遂交恶。是时，北兵围燕都，事已迫，四方无勤王师，公独慨然有赴援意，屡以言激福兴，福兴惮之，因诬以有异志，辄收赴狱。”（110）。再如贞祐时，杨庭秀与李公直起兵勤王，仅仅把“国朝人有不从者”军法从事，京兆统军使便诬其谋反，杀之。他们在起兵时联络了招募义军抗击西夏有战功的汉官韩玉，韩玉有勤王的意愿，发布檄文说“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为。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勿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再居人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富贵功名当自致耳。”但是却“或以温甫（韩玉字）有异志，收鞠死狱中，士大夫愤惜。”（111）。王庆生先生指出，这两个事件都与女真将领忌讳汉人典兵有关，当时红袄军大起，屠灭种人，河南陕西女真将领如惊弓之鸟，这么作为了避免潜在的危机。（112）。再如金朝后期统兵的枢密院由女真武人把持，原来尚书省提控枢密院的旧制被打破。（113）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自然会把宣宗对义军将领的猜忌提高一个层次。不过，这里面虽然有民族的因素，但是与皇权因素相比毕竟处于次要地位。因为金朝后期统兵的主要是女真人，他们的所为屡让人诟病。（114），但是金的皇帝仍然要以近侍进行监军“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有差一奉御在军中，号‘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辄遇敌先奔，故其军多丧败。”（115）乃至元朝史臣有“唐之亡，坐以近侍监军，金蹈其辙，哀哉。”（116），既然对于女真将领尚且如此，足见其与皇权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况且重用女真人未必能收到良好效果，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哀宗在天兴时以跋扈为借口杀了汉将李新，但是后来崔立起事时，不过三百人，开封市民认为“人谓李新若在，绝与（崔）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而“当时诸女直将帅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听命，无一人出而与抗者。”（117）乃是最大的讽刺。

（三）宣宗与术虎高琪的不务远略

虽然说皇权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同为皇权，使用的人还是有实力的差距的，不然何来明君与昏君之说？但是宣宗确实不是一般的昏了？其所作所为完全出于个人的私利，不求远略，惟求苟安，甚至主要想过奢华的生活，《陈规传》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宣宗命令属下做一件大红绣衣，告诉属下千万不要让直言的监察御史陈规知道，直到做好了，还再三追问陈规知道没有。（118）李锡厚先生感叹到“已经到了危亡的关头，这位君主还为一件绣衣煞费苦心，昏庸之极可见一斑了。”（119）而宣宗前期倚重的术虎高琪也是一个样子，先是提出置河北于不顾，大修南京里城。时人就讥之“使天下郡邑俱失，纵然独保一子城，何以为国也？”（120）后来竟然建议请求修一山寨躲避蒙古军的攻击，当时完颜伯嘉愤怒的说到“建议者必曰据险可以安君父，独不见陈后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复为国乎？”（121）这样一对君臣的统治下，哪里是在挽救自己的危亡，简直是在加速自己的灭亡。当然，古代皇权政治是常态，建议他们不对义军进行控制是无知的，但是他们显然不知道该在什么时机拆，当时金朝是存在与义军的矛盾，但是与蒙古的入侵相比，显然归属于次要矛盾方面。即使要实现同蒙古议和，以苟安河南为目标，前提也是打几个胜仗重创敌人，张行信已经说得很明白“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122）今人周峰先生也对宣宗派使者与蒙古求和提出批评“由于处于衰败之势的金朝和正处于新兴上升之势的蒙古实力相差悬殊，因而使者的出使往往不能完成其使命。”（123）金朝要生存，就是要赶快内修军政，坚决抗蒙，即使求和也要达到与蒙古军力相抗衡。但是这一君一臣显然只看到义军将领对自己过太平享乐日子的障碍，却不知道蒙古灭金的日后的危机。故，金之亡，非亡于蒙古，着实是自己将自己打倒。金之亡，宣宗难辞其咎，说他是金朝九帝中能力最差的，大概并不冤枉他吧。

四花帽军拆分后各部战绩

（一）郭仲元部（124）

金朝的拆分活动正如火如荼之时，蒙古方面却在攻克中都后，继续向金发动试探性进攻，贞祐四年秋，蒙古派出以三木合拔都为主将的万余军队，向金的潼关防线进攻，他们的战术运用很巧妙“鞑兵自河东渡河攻潼关，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趋汝州，遇山涧，辄以铁枪相锁，连接为桥以渡。于是潼关失守。”（125），金朝不得不调动部队迎击，郭仲元部在“十月，徙军卢氏，改商州经略使，权元帅右都监。”目的就是防御蒙古进攻潼关，但是不久潼关失守，蒙古军长驱直入，郭仲元部“仲元军趋商、虢，复至嵩、汝，皆弗及。”南宋方面记载的有些不同，“金主（宣宗）急召花帽军于山东。十月，鞑兵至杏花营，距汴京二十里，花帽军击败之。”（126）看来是小胜，蒙古军在经历小败后，由原路撤退，在到渑池时，与金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相遇，阿里不孙军溃，蒙古军从容而返，金朝迫于形势，将其除名，但是时隔不久又“录用”之，可见金末军政废弛之一斑。（127）在这个战役中，郭仲元部虽然小胜，但是也开创了金朝历史的一个记录，他是汉人出任金朝都元帅府长官的第一人。（128）

在这次战役后，郭仲元向金廷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有对金朝部署的不满“去年六月，臣尝请于朝廷，乞选名将督诸军，臣得推锋，身先士卒，粮储不继，竟不果行。今将坐甲待敌，则师老财殚，日就困弊。”并要求讨伐西夏，其次是对金朝潼关防线部署的意见“陕西一路，最为重地，潼关、禁坑及商州诸隘，俱当预备。向者中都，居庸最为要害，乃由小岭、紫荆绕出，我军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关。可选精兵分地戍之。”从这里可以看出，郭仲元是一个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人，他从两次蒙古军突破金军天险的战斗中，对蒙古军斡腹迂回的战术已经相当了解。这个建议被金朝政府采纳，金朝从此加强潼关的防御措施“乃置秦蓝守御”，并采取集中数十万正规军与忠义民兵，全力守黄河扼潼关的战略，这个战略还算是相对成功的，“国兵于是并力守黄河，保潼关。自黄河洛阳三门析津，东至邳州源雀镇，东西长二千余里，差四行院守御，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统以总率，精兵不下二十万，民兵不在其数。夜则传令坐守，冬则燃草敲冰，率以为常。潼关一带，西南边山一千余里，大小关口三十六处，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统以总率，精兵不下十万，民兵不在其数。布满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129），宋人对防御黄河的金军评价亦很高“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忍如金人，乃可久持岁月，今南兵及忠义等人决不能守。”（130）至于潼关更是金军防线中最坚固的，一代军事天才铁木真在临死前，也不得不委婉表示“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131）而且蒙古军以后再次使用斡腹迂回战术时，也难于突破，直到正大年间，蒙古军攻击潼关，仍然“正大间，大元兵攻潼关，拒守甚坚。”（132），正大八年，蒙古将领速不台试图迂回攻破潼关，但被金军大败于倒回谷。（133）从这个意义上说，郭仲元对潼关防御的建议，与宋朝孟珙的三层防御体系相似。而金军在正面战场的防御成功，也迫使蒙古采用更广泛的迂回，不得不执行“假道于宋”的阴谋，对以后的历史有很大影响，从这点来说，郭仲元的潼关防御之策在历史上应该给予应有的地位。

在兴定年间，郭仲元一直在金朝的南线作战，对手或为红袄军或为宋军，几次请战也被宣宗以各种借口拒绝。但是元光元年时，局势对金进一步恶化，原来金朝虽然屡次向铁木真求和，铁木真亦有许诺之意，但是主持对金军事的木华黎却竭力反对，一直以灭金为终极目标，他曾经派遣使者对宣宗说“汝欲议和，可去帝号称臣，当封汝为王。”（134）激起金朝大臣的强烈愤慨。在形势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宣宗不得不将王牌拿出，将其调往凤翔前线。这次蒙古军攻击凤翔，大有一举成功之意，出动的兵力很大，根据金朝获得的情报“二年二月，木华黎国王、斜里吉不花等及夏人步骑数十万围凤翔，东自扶风、岐山，西连汧、陇，数百里间皆其营栅，攻城甚急，合喜尽力，仅能御之。”“近有人自北来者，称国王木华里悉兵沿渭而西，谋攻凤翔，凤翔既下乃图京兆，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践二麦以困我。未几，大兵果围凤翔”（135）。郭仲元毫无所动，身先士卒，不时出城力战，给蒙古军以沉重打击，而且金朝将士在其激励下亦拼命作战，赤盏合喜知自身能力不足，将指挥权交给郭仲元。西域人出身的马庆祥以及凤翔治中胥谦及其子嗣亨，在出城清野时，遭到蒙古军袭击“人殊死战，良久矢尽。大兵围数匝，欲降之，军拥以行，语言往复，竟不屈而死。”（136），保甲射生手出身的金军将领郭虾蟆（郭斌），在城上发箭射中一人，并在这次战役中“力战功最”（137），战死的将领还有桢州金胜堡提控仆散胡沙以及凤翔万户完颜丑和，在金军的顽强抵抗下，木华黎亦不得不哀叹“吾奉命专征，不数年取辽西、辽东、山东、河北，不劳余力；前攻东平、延安，今攻凤翔皆不下，岂吾命将尽耶。”（138）。这次战役同兴定末年的完颜弼守东平之战，完颜合达守延安之战，以及凤翔战役期间的金将侯小叔破蒙古石天应之战一起，构成宣宗朝对蒙古最好的战绩。

这次战役后，宣宗授予郭仲元“元帅右监军，授河北东路洮委必剌猛安，赐金五十两、重币十五端、通犀带。”等，根据杨弘道《小亨集》卷四《别凤翔治中艾文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正大元年他尚在凤翔。刘祁的《归潜志》卷六记载他正大中还为“兵部尚书，皇太后卫尉”不知其卒年为多少。尽管现在新的名词和头衔不断涌现，但依本人之见，郭仲元是金朝后期最优秀的将领，（《金史》称之为“南渡后最称名将云”）以及是整个金一代最优秀的汉族将领。还是当之无愧的。

与郭仲元相比，李霆的战绩显得单调，主要战绩是，兴定元年对红袄军余部“降石花五、夏全余党二万人，老幼五万口，充权海州经略副使。”二年击败宋军于朐山。四年改集庆军节度使，兼同知归德府事。五年，改定国军节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定国军即同州，在陕西境内，总算与抗蒙前线沾点边。但是不久，因为蒙古军大举进攻，聚集在金宋交界处的避难百姓“无虑百万人”陕西行省白撒建议派遣官员镇抚，宣宗想到了他，以其为安抚使，分护百姓之迁南山者。元光二年，李霆死于任上。

（三）驻守桢州之花帽军

元光元年，蒙古军木华黎部进攻桢州，守将女奚烈斡出全力守御，在其传里出现了花帽军的记载“花帽军张提控言：‘兵势不可当，宜速降。’遭到斡出的严词拒绝，但是张提控“至夜，张提控引数人持兵仗以入，胁斡出使出降”斡出不从“遂杀之，执其妻子出降。”（140）《元史》也有记载“壬午，木华黎攻青龙、金胜诸堡，花帽军坚守不下，既破，欲屠之，（史）天祥力谏而止，获壮士五千人。”（141）看来还是经过一番强烈的抵抗的，但是仍然出现了意志不坚定者，元史说收编的壮士中，很可能是张提控其部为主组成。

（四）张惠部钩沉

《金史》宣宗本纪记载兴定元年夏四月“庚戌，花帽军作乱于滕州，诏山东行省讨之。”在其他列传中亦有类似记载。（142）按《宋史》，投奔宋朝有一支张惠率领的花帽军。从以上来推断，这支叛金的花帽军很可能是张惠所部。张惠是李霆的部将，在镇压红袄军中立下战功，至于为什么叛金，史料没有交代，从我上文的分析，很可能是因金对花帽军的疑虑引起的处理不当有关。张惠入宋后，在协助宋军抵御金朝南侵立下不少战功，比如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淮西告捷，（陈）韡策金人必专向安丰而分兵缀诸郡，使卞整、张惠、李汝舟、范成进各以其兵屯卢州以待之。”后有堂门之捷。（143）《宋史》之《贾涉传》记载了张惠的战绩“值金人大入，强起视事。金将时全、合连、孛术鲁答哥率细军及众军三道渡淮，涉以合连善战，乃命张惠当之。惠，金骁将，所谓‘赛张飞’者，既归宋，金人杀其妻，所部花帽军，有纪律，它军不及也。惠率诸军出战，自辰至酉，金人大败，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细军丧者几二千。”（144），但此段未标住时间，以文义考之，上限为贾涉出任淮东制置使，下限于贾涉病死，考宋方史料，贾涉出任淮东制置使在嘉定十四年，卒年在嘉定十六年。（145），因此必在嘉定14---16年之间，考之金史，里面时全南征“元光元年二月，全与元帅左监军讹可，节制三路军马伐宋。”（146），金元光元年当宋之嘉定十五年，可知发生在嘉定十五年，根据金方史料记载，这次南伐回军后渡淮时被宋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宣宗怒杀时全。

虽然张惠为宋人立下好多战功，但其由于为北人，难免受到宋人的猜忌，我们以往的研究总是认为宋金对峙形成后，北方汉人仍然心向宋朝，但是事实是随着宋金对峙时间的流逝，在金朝统治下，民族矛盾相对从前在金朝越来越居于次要地位，即使是红袄军那样的起义，也不具有南宋初两河义军的性质。（147）而且宋人对于归正人一向猜忌很深。（148），别的不说，仅仅以被誉为民族英雄的张世杰，在元军逼近临安时率军勤王。但是当时的宰相陈宜中因其为归正人而不放心，作出“易其所部之军”使得“世杰不得以尽其力。”（149）张世杰如此，何况张惠乎？尽管在夏全和李全的叛宋活动中，张惠也有意与其保持距离，但终不为南宋所容，于正大三年北上回归金朝，金给予其“临淄郡王”的爵位。

张惠在回归金朝后，参加了两次战斗，第一次是正大七年的第二次大昌原之战，纥石烈牙吾塔率领“临淄郡王张惠，恒山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泽，杨兀连等进兵数万救庆阳，大军（蒙古军）失利。”（150），这一战金军获胜，乃至金军将领对蒙古使者发出狂言。第二次是对金朝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峰山之战，在蒙古假道于宋时，张惠提出“截江为便，纵之渡，我腹空虚，能不为所溃乎？”但是金朝主将没听从他的意见，后果严重，“北兵既渡，皆殊死战，合打兵不能遏”（151），随后的战役中，金军逐渐陷入被动，张惠提控步军，在金军突围的过程中，大部分将领战死后，唯有张惠“步持大枪奋战而殁。”（152）张惠的战死，标志着花帽军由抗蒙兴起，由抗蒙殉国而结束，一代金末名军的历史结束了。

五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要敢于正视历史上的民族战争

我国的史学界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思想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历史学研究中摆脱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不过在巨大的成就的同时，还有一些倾向值得注意。虽然在历史上民族友好和融合是主流，但是历史上也发生过民族战争与不友好的问题，尽管不是主流，也不能忽视与抹煞，历史是客观事实，不仅要讲正面的一方面，也要讲负面的一方面。尤其令人不可解的是，这些年来竟然有一些学者质疑历史上的忠义现象，而对历史的一些贰臣却给予高度评价。本人认为评价忠义与贰臣，关键是放在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去，以材料来说明问题，而不是以论带史。我们确实不能忽视民族战争中的残酷一面，以金朝与蒙古战争来说，“万井中原半犬羊，纵横长剑与大枪”（李俊民《乱后寄兄》）；“朔风振屋瓦，苍陌尸纵横”（杨弘道《幽怀久不写》）；“守臣肉食头如雪，夜半群胡登雉堞。十万人家糜孑遗，马蹄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车宫殿焚，娟娟少女嫔膻荤。”（梁持胜《哀辽东》）“白骨纵横乱如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竦烟却数家。”（元好问《癸巳五月三日北渡第三首》）“倾城十万口，屠灭无移时。”（赵元《修城去》）“北人以杀戮为耕作，黄河不尽生人血”（赵秉文《饮马长城窟行》）“冤血流未尽，白骨如山岳”等，仅就这些诗就令人触目惊心。在当时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老百姓对入侵者的反抗不能说是出自狭隘的民族偏见，在当时他们保卫的不是抽象意义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和自己的个人性命。各民族的非制度文明无高低之分，但是当时入侵者的制度性文明是落后的是毋庸质疑的。其实古代的民族主义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老百姓反对他们主要不是出于什么民族意识，而是实实在在的反抗杀戮与暴政。比如金海陵王时南征军纪严明，淮南的宋人不是和金军“如同一家”吗，从这个角度来说，指责忠义与百姓保卫腐败的政权是不公正的，应该是入侵者的残暴逼迫老百姓为腐败的无能的政府卖命。忠义的抵抗尽管没有摆脱“朕即国家”的范畴，但是却在更大意义上为了更多人的生存与避免奴役，恩格斯强调过野蛮民族进行的征服都会被他们征服的高等文明征服，而且时间是长时期的，不得不的。这个不得不就是说征服者不会自愿被征服，他们是被迫的。造成他们改进自己传统政策接受新文明的重要因素，就是被征服者的反抗，这个在历史上例子很多，比如金朝初起时把所有征服民族都编入猛安谋克，相当残暴，但是在平州事件后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至天会二年，平州既平，宗望恐风俗揉杂，民情弗便，乃罢是制。”“ 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始置长吏以下。”就是生动的例子。（153），关于金朝的汉化人们感叹很深，我在这里强调的是，除了女真一些统治者的开明外，金军在辽宋地区遭到的强烈抵抗使得大多数统治集团的人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即使是再保守的人也不得不适当作出一些让步，这才符合辨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忠义的抵抗会逐步迫使入侵者改变传统的政策，长久意义上是巨大的，而贰臣短期的投降固然可以挽救一些生灵，但是会激起入侵者更大的欲望，更加为所欲为。所以我们应该对忠义与贰臣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至于忠义精神，也是人类普遍的精神，历代的统治者总是都褒奖忠义，而对贰臣十分鄙夷，本人有过专门的帖子论述。（154）至于涉及的民族团结问题，本人认为，能够正确对待历史上的民族战争的残暴，认识统治阶级为一己私利将人民捆绑战车的本质，更能体会出当今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可贵，更能促进民族团结，一些蒙古族的学者，也并不避讳他们祖先的这段历史，他们以学术为基准的态度，令人敬佩。（155）

（二）研究历史不要搞双重标准

对十三世纪大半部分时间这段历史涉猎的人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金朝和南宋的抗蒙战争，尽管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评价起来一般是南宋无例外的加以肯定，而金的抗蒙中涌现出来的忠义之士，一般带有贬义，或者忽略，甚至评价截然相反。我们不仅要问是什么造成了这个结果，是金忠义殉国者不多？恰恰相反，元人文章多惊叹金人忠义之多“呜呼！金之亡也，以忠义闻者，不为不多。”“女真入中州，是为金国凡百年。国朝（元朝）发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千百数。自古国亡，慷慨杀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156），还是人们因为民族的偏见而不重视？也不是，比如为金殉节的刘兴哥，蒙古灭金后“西州耆老语之。至为泣下。”郭虾蟆（郭斌）为金死节，当地百姓要求主动为其立祠，直到现在还流传着他的事迹。至于元人更有《金源十节士歌》这样的作品传世。（157）是他们忠义不够壮烈？不，如果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看法阅读宋金二史，就会发现金方王晦李著李演周昂一点也不亚于文天祥陆秀夫。杨沃衍郭虾蟆（郭斌）侯小叔强伸一点也不次于张世杰张顺张珏等。宋史学者对忠义的肯定，主要是从蒙古对南宋的巨大破坏来立论的。（158），但是与蒙古对中原金朝统治区的破坏相比，对南宋的破坏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既然抗击蒙古都具有减弱破坏的意义，为何评价是天壤之别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给金朝方面的抗蒙忠义人物以公正的评价。

可喜的是，近几年已经有纠正这个偏颇的论点出现，前面提到的陈智超先生的文章就是一个，他在文章里引用经典作家的语言以及大量的历史事实，认为金和南宋的义军都保卫了当时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给金末义军以肯定的评价。”另一位学者虞云国先生“中原王朝的民族保卫战，既不能因为统一乃大势所趋而否定其积极作用，更不能因此视为阻碍统一的进程。”因为诸如来自宋金的抵抗，迫使蒙古统治者全力推进封建化，而“封建化进程弱化了蒙古军的原始野蛮性，也相应减低了宋元替代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度”他还强调“此前金朝军民抵抗蒙古的战争，也应作如此观。”

虞先生还从“立功”和“立德”把统一和民族气节统一起来，他说忽必烈的统一战争使得分裂的国土重新统一起来，是“立功”，而忠义之士如文天祥等，表现了传统“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坚贞气节，是“立德”，他还强调“在抗蒙战争中，金朝也涌现了不少民族英雄，这也充分说明汉文化崇尚的民族大义已经融入了金朝文化之中，后人也应该像宣传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去表彰他们。”（159）

本文到现在已经完全写作完毕，看到自己的作品终于完成，内心有非常高兴的感觉，因为这个领域研究相对较少以及本人的实际水平低劣问题，希望得到批评与指正大于表彰与赞扬。同时，向两位前辈表示感谢，他们一位回复了我几次通过邮件问的问题，还热情地提供资料，一位在百忙之中和我电话中一次探讨时间就长达十多分钟，对于我这个无名小卒的感动是难以形容的。特此指出。

（1）如何俊哲等《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页；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除提及花帽军镇压起义外，亦指出“花帽军曾与蒙古军发生战斗并取得胜利”。
（2）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3）陈智超《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428页
（4）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页《道宗皇帝哀册》当时将平叛当作重大胜利，如“蠢尔鞑靼，自取凶灭。扰我边陲，萃其巢穴。上将即行，奇兵用设。即戮渠魁，群党归悦。”可见此战对于辽廷之意义以及蒙古诸部之盛。
（6）此“萌古斯”并非后来的铁木真的蒙古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以下简称《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明确指出二者并非一部，且言“然二国居东西两方，相望凡数千里，不知何以合为一也。”[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卷二九《元史》引《蒙鞑备录》言“先有蒙古斯国，雄于北边，后绝衰灭。成吉思起事，慕蒙为雄国，乃改称大蒙古国。”今人苏日巴达拉哈先生的《蒙古族族源新考》（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亦认为二者并非一部，见该书页55--57
（7）[金]王彦潜《金源郡王完颜希尹神道碑》言“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且“入朝奏捷”。
（8）《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八二《移剌温传》；卷八一《耶律怀义传》；卷一二零《乌林答晖传》又卷七三《完颜守贞传》在君臣提及用兵北方之策时，守贞言“惟有皇统以前故事，舍此无法耳。”似此战金朝获胜。
（9）《金史》卷九四《完颜襄传》言“父阿鲁带，皇统初北伐有功。”
（10）《金史》卷五《海陵纪》及卷七二《彀英传》提及贞元元年的一次“北巡”但“无功”；卷八九《移剌子敬传》提及正隆元年的一次“巡边”。
（11）《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卷九一《移剌按答传》；卷七一《宗叙传》；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
（12）[金]王寂《鸭江行部志》（贾敬颜疏证本）言“一从王师去开边，临敌奋勇能当千。”
（13）分别是明昌六年的夹谷清臣北伐，承安元年的完颜襄北伐，承安二年的完颜宗浩北伐。分见《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完颜襄传》；卷九三《完颜宗浩传》。其中第二次北伐的刻石在蒙古肯特省发现，见穆鸿利、孙伯君《蒙古国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初释》，《世界民族》2004年第4期。
（14）承安二年，章宗集尚书省诸尘讨论北方边事“议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金史》卷十《章宗纪二》
（15）元朝忌讳其出自鞑靼，如清忌讳建州然。今汉文辽金石刻材料叙述蒙古诸部多称鞑靼，除前引《道宗皇帝哀册》外，尚见辽代《耶律仁先墓志》《耶律庆嗣墓志》（分见《辽代石刻文编》页354 457）以及1980年出土金《乌古论元忠墓志》，而这些在元修辽金史，多以“阻卜”“北部”“边部”叙述之。关于阻卜与鞑靼的关系，可参考刘浦江先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二期。
（16）《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一《太祖纪》
（17）[宋]员兴宗《九华集》卷二四《西陲笔略敌溃将招西蕃部落为军》（四库全书珍本）
（18）《金史》卷九二《徒单克宁传》
（19）《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
（20）[金]元好问《遗山集》（四部丛刊本）卷一八《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21）《金史》卷一零四《移剌福僧传》
（22）《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23）《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
（24）《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
（25）[宋]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贾敬颜疏证本）
（26）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09---127《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27）《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
（28）《金史》卷一零六《移剌塔不也传》
（29）这种类型的划分，参照了陈智超先生的分法，见前揭陈文。
（30）《金史》卷一零一《李英传》
（31）《金史》卷一零二《田琢传》
（32）《金史》卷一零八《侯挚传》
（33）《金史》卷一零一《李英传》
（34）《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35）《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霆传》
（36）《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37）[元]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五《宋氏先茔之记》；见《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卷三九九
（38）[金]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六
（39）《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40）《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41）周峰《金朝赐姓考述》，见《金史研究论丛》，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版
（42）《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43）关于括地，可参考刘浦江先生《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辽金史论》页215--241，拙作《金朝弊政----括地》亦有论及，但远远不如刘先生的水平
（44）《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记载杨安儿“为盗于太行”似误。宋金在泰和年间的战争时期，河东太行山地区未有起义，而山东地区的起义记载很多，见《金史》卷九五《张万公传》；卷一零一《完颜承晖传》；卷一零四《王扩传》
（45）《金史》卷一零二《仆散安贞传》；《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载其招募军号为“必胜军”，不知孰是。
（46）《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
（47）《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卷一零二《仆散安贞传》
（48）《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49）《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50）《金史》卷一零八《侯挚传》
（51）《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52）《金史》卷一零二《仆散安贞传》

（53）《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54）《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55）《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56）《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57）《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58）《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59）《金史》卷一零七《高汝砺传》
（60）《金史》卷一零一《完颜承晖传》

（61）《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

（62）《金史》卷一零一《完颜承晖传》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