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名宗纲 撰
南禅寺智渚在《闲谈海东史——辽东、三韩、东吴的三角关系》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公孙燕、三韩及孙吴三方交往的史实及可能，较为全面地解释了这个专题。但我对其部分观点有着不同的看法，现作一大致的论述：
《三国志》卷八载：“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渊胁夺恭位。明帝即拜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权遣使张弥、许晏等，赍金玉珍宝，立渊为燕王。”
这则史料似乎说明公孙渊于228年夺位后才开始与吴国孙权通使。而孙权派遣张弥、许晏至辽东是在魏青龙元年、吴嘉禾二年（公元233年），于是公孙渊的这次遣使活动应当在228年至233年之间。
而《三国志》卷四十七载：“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夏四月……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五月，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明言孙权即皇帝位后曾遣校尉张刚、管笃出使辽东，此次出使的目的应当是向公孙渊通报称帝的情状，以施国威，加以怀柔。
《三国志》卷四十七又载：“嘉禾元年（公元232年）……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于成山。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籓於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此次吴国出使的带队人乃是将军周贺及校尉裴潜，吴燕交往之事此时已经败露，故返程时遭到魏国田豫的袭击，周贺身死，裴潜及公孙渊的答谢使宿舒、孙综回至东吴。
然而229年和232年吴国的两次“遣燕使”和232年公孙渊的“遣吴使”决非孙权与公孙渊最初的往来。《吴书》载公孙渊上吴王孙权表文有：“陛下镇抚，长存小国，前后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重纨累素，幽明备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昼则讴吟，宵则发梦，终身诵之，志不知足。……今魏家不能采录忠善，褒功臣之后，乃令谗讹得行其志，听幽州刺史、东莱太守诳误之言，猥兴州兵，图害臣郡。……诚愿神谟蚤定洪业，奋六师之势，收河、洛之地，为圣代宗。天下幸甚！”这是初期公孙渊向孙权的表文，其中只提到吴国的两次辽东使节即裴校尉、葛都尉，却没有张刚、管笃、周贺等人。这说明这则表文当在张刚等出使辽东之前，即229年孙权称帝之前公孙渊即已派出过至少一次“遣吴使”，带队人则不明。分析这次“遣吴使”的时间自当在228年无疑，因此前辽东尚在公孙恭之手。表末“诚愿神谟蚤定洪业，奋六师之势，收河、洛之地，为圣代宗”之语，则大大激发了孙权的雄心，获得辽东公孙称臣也是孙权在下一年即称帝的一个重要因素。南禅寺智渚对于228年辽东“遣吴使”的推断我是基本赞同的，只是具体到达时间未必如其所言在第二年的春天，似乎应当更早些，以228年下半年为妥。
表文中提到的吴国裴校尉出使和葛都尉出使则是我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显然，葛都尉到访辽东最迟在228年上半年，而裴校尉到访则最迟在227年上半年。所以，这里以裴校尉为首的“遣燕使”必定在公孙恭时代或更早。而公孙渊能够“昼则讴吟，宵则发梦，终身诵之”则表明公孙渊已成年主事，时间在公孙恭晚期即魏黄初、吴黄武年间。裴校尉似乎就是后来的校尉裴潜，他熟悉辽东情况，随同周贺出使，后又随太常张弥等到辽东，终为公孙渊所杀。
这里还有一个疑点，即孙权究竟通过裴、葛二人向当时还不在位上的公孙渊“申示”了何事，以至于他日思夜想。《三国志》卷八载：“康死，子晃、渊等皆小，众立恭为辽东太守。……初，恭病阴消为阉人，劣弱不能治国。”这可能就是问题的症结。公孙恭病弱无能，强魏仇视于旁，又有魏国“听幽州刺史、东莱太守诳误之言，猥兴州兵，图害臣郡”。在此危难之时，孙权的使节从公孙恭那里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于是挑拨公孙渊篡夺其位然后再图吴、燕联合。公孙渊两次和东吴使节接洽后便慢慢筹划，终于在228年将叔父关押而取代之，随即遣使与吴国通好。那么，裴潜的出使则是东吴与公孙渊往来的首例了。
附带说明，早在公孙康时代，孙权就已经遣使之辽东了，只是公孙康依附曹魏态度坚决，这当在建安时期。《魏略》载公孙渊杀害张弥等人之后致书魏廷，称“臣父康，昔杀权使，结为雠隙”，就言及此事。这大约是“吴国”最早的“遣燕使”，但一直到孙权遣使三次，公孙渊成为辽东之主后才有了“遣吴使”。所以才有《魏略》所载公孙渊上魏廷表文“权之求郡，积有年岁，初无倡答一言之应”的说法。
从历来的情况看，吴国出海的船队规模一向是非常巨大的，比如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将军卫温、诸葛直就率领甲士万人浮海搜寻夷洲、亶洲。这和当时吴国空前的大航海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吴国的船队不但走访了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他们还一直抵达印度洋，甚至更远的罗马帝国。《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就是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可惜都已散佚。
而吴国的“遣燕使”也同样有着颇为可观的规模。校尉裴潜、葛都尉、张刚及管笃的三个使节团人数不载。而232年将军周贺出使时，据《魏略》其船队已经是“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如果这些船只每艘都有五十人左右，那么总人数也已达五千人之多，更何况当时吴国通常使用多帆型大船足可载百人。
《三国志》卷四十七载：“（嘉禾）二年（公元233年）春……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魏略》载公孙渊上魏廷表文中提到：“贼众本号万人，舒、综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由此可知，这次使节团也达七八千人之多，可能更胜过前番，所装载的赐物、货物、辎重补给更多。
《汉晋春秋》载：“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於吴，乞兵北伐以自救。吴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权曰：‘善。’乃勒兵大出。”《三国志》卷四十七载：“（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春三月，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文士传》载：“（郑胄）后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孙渊，已为魏所破，还迁执金吾。”
公孙渊自立在击退毌丘俭之后，当在魏景初元年、吴嘉禾六年，此年也就是燕绍汉元年即公元237年。之后，魏景初二年即公元238年正月，魏明帝派遣司马懿讨伐燕国，公孙渊恐怖，便急忙遣使南下求援。吴国虽有救援之心，但并没有立刻派遣使者和大军，而是通过燕使转达孙权的勉励和担忧之意。于是，公孙渊在魏军压境之下，只得向魏国重提旧事，希望获得谅解。有《魏书》中其上魏廷表文为证：“孙权慕义，不远万里，连年遣使，欲自结援，虽见绝杀，不念旧怨，纤纤往来，求成恩好。渊执节弥固，不为利回，守志匪石，确乎弥坚。犹惧丹心未见保明，乃卑辞厚币，诱致权使，枭截献馘，以示无二。吴虽在远，水道通利，举帆便至，无所隔限。渊不顾敌雠之深，念存人臣之节，绝强吴之欢，昭事魏之心，灵祇明鉴，普天咸闻。”文中提到孙权遣使“见绝杀”当指当年公孙康杀害孙权使者一事，而“卑辞厚币，诱致权使，枭截献馘”则是指233年公孙渊图谋杀害张弥等人之事。然而，司马懿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238年八月将其剿灭。吴国筹划到了239年三月方始出兵，明此次北上辽东虽在燕国灭亡后许久，亦为救援之用也。羊衜等能够在有魏将张持、高虑守备的情况下虏得男女，说明其救援军队规模也颇为壮观。
从232年、233年、239年的三次吴国“遣燕使”来看，都是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大队行动，并都在三月起航。而在公元3世纪，以当时的航海技术，如此大的船队并不适合远洋航行；相反，中型船队反而较能够完成快速、便利并冒一定风险的远洋航行，所以才有民间更为广泛的东中国海航线出现。而避免了远洋航行，吴国和燕国之间的航道就只能在徐州、青州、辽东沿海及渤海湾内活动，不可能去横渡黄海。这方面的情况也可以参考卫温、诸葛直的大船队只能找到较近的夷洲（台湾岛），却到不了亶洲（济州岛）的事实。
232年，吴使周贺及燕使宿舒从辽东前往东吴，在胶东半岛东端的成山遭到魏军田豫的伏击，损失惨重，周贺被杀，宿舒等仓皇逃到东吴。这则史料一方面说明了魏国水军力量成长迅速，另一方面也表明直至此时燕国到吴国的船队及吴国的返程船队所经的线路仍为中国沿海，而不是朝鲜半岛西岸。据《魏略》载，233年公孙渊杀害吴使张弥等人之后，向魏廷上表中提到：“若期运未讫，将播毒螫，必恐长蛇来为寇害。徐州诸屯及城阳诸郡，与相接近，如有船众后年向海门，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备豫。”这里提到了徐州、城阳等魏地，说明至少张弥之辽东时仍然走了中国沿海，所以公孙渊希望魏国能够协同防御近海。由此，当孙权恼怒得想要举兵北讨时，众人规劝，主要缘由就是魏国与公孙渊将联合控制北方近海，吴军难以有所作为。
而233年以后，吴国向高句丽遣使的规模明显缩小，这也表明因为魏国和燕国的协同抵制，吴国近海南北航线受到限制，大船队航行缺少了依托。但是吴国船队北上的能力并没有真正削弱，后来公孙渊评价道：“吴虽在远，水道通利，举帆便至，无所隔限”。这就是说吴国不用开辟经朝鲜半岛西南部的新航线，也同样能够对燕国构成威胁，同高句丽通交。换句话说，在233年后吴国没有必要开辟新航路，更没有必要远赴三韩，与其绕远路使人员愈加疲惫，不如冒着在茫茫中国近海上被魏国发现的较小风险走原先的路线。
这方面我的意见和南禅寺智渚有较大分歧。
公元233年张弥等遭到公孙渊杀害时，吴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疆等人被安排在离高句丽不远的玄菟。八月时，这批吴人逃离玄菟而进入高句丽境内，谎称本为吴国赴高句丽的使节，赐物被公孙氏所夺。高句丽东川王位宫大悦，当年遣皂衣二十五人护送他们返回吴国，并供奉“貂皮千枚，鹖鸡皮十具”。这是吴国和高句丽之间的第一次交往，实际上并不是吴国特意与高句丽达成的邦交。
这年秦旦等人前往辽东时所乘为张弥的船队，走的自然是中国沿海的路线。他们返回时不但已经不可能得到公孙氏的资助，而且还要受到魏国和公孙氏双重的海上封锁。史料中并没有记载这次吴使返回的路线，南禅寺智渚由此推测了吴使是通过三韩返回的。我有着不同的看法。
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一世纪，历来与中国相往来。而且高句丽也经常与中国及地方政权相冲突，至此时亦发生过王莽的新朝和辽东公孙度、公孙康两代的纷争。吴国人士知道历史悠久的高句丽非常自然，并不需要借助于三韩。而高句丽与公孙氏素来不和，至此时也已积四十余年，这在中国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如《魏名臣奏》载中领军夏侯的表文中提到：“又高句丽、濊貊与渊为仇，并为寇钞。”因此，吴国在已至少四次赴辽东会公孙渊后，使者知晓公孙氏与高句丽的不睦情况也是可能的，而无须经过三韩。玄菟在高句丽邻近之地，吴使遭难不可能逃往敌对的魏国，自然只有寄希望于和公孙氏有隙的高句丽了。
而返回的线路我们可以从公元235年吴使谢宏、陈恂等人的登陆点看出些端倪。《吴书》载：“恂等到安平口……宫遣主簿笮咨、带固等出安平，与宏相见……宫於是谢罪，上马数百匹……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这里的安平口是指今鸭绿江入海口，而吴使和高句丽官员可以自由出入，并不见受到公孙氏的阻挠。可见，此处虽夹在辽东和乐浪之间，但却是高句丽的出海口。古代领土的概念并不很明确，尤其在偏远的边地，国家的势力更集中在军事据点和商贸交通据点附近，所以很容易出现“飞地”。而位于安平口的入海口便是高句丽通过东中国海与中国交流的首选位置。依此，比较现实的航线就是从江口沿辽东、胶东经徐州之东吴。所以，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高句丽就是内陆国，并臆测其通往吴国的路线需要经过三韩。
不过，公元235年时吴国船队规模明显减小。高句丽上贡了数百匹马，这是吴国急需的战略物资，可是谢宏等人却因为船小而只能带回去八十匹。这样的状况比起数千上万人的大航海来，相去甚远矣。
公元235年时，高句丽已经因为魏国的影响，企图捉拿吴使自效。只是由于当时位宫想法尚未坚定，吴使又机敏得很，才完成了这趟使命。《三国志》卷三载：“（青龙四年即公元236年）秋七月，高句骊王宫斩送孙权使胡卫等首，诣幽州。”这也就是谢宏出访高句丽的下一年，吴国使节胡卫等人便被位宫杀害，吴国和高句丽的邦交宣告终结，前后不过四年。
以上，从吴国和高句丽的交往情况看，完全不能说明吴国借助三韩的力量和高句丽取得联系。南禅寺智渚的看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燕国自公孙度起立足于辽东，先取乐浪后分带方，逐渐向朝鲜半岛渗透。至公元210年左右，公孙康分乐浪郡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讨伐韩、濊。这是史料中第一次记载公孙氏与韩的关系，显然是从不睦开始的。
此外，《三国史记》卷二十三记载了百济与“乐浪”的一些事迹：
“（温祚王）四年……秋八月，遣使乐浪修好。
“八年……秋七月，筑马首城，竖甁山栅。乐浪太守使告曰：‘顷者，聘问结好，意同一家，今逼我疆，造立城栅，或者其有蚕食之谋乎？若不渝旧好，堕城破栅，则无所猜疑。苟或不然，请一战以决胜负。’王报曰：‘设险守国，古今常道，岂敢以此，有渝于和好？宜若执事之所不疑也。若执事恃强出师，则小国亦有以待之耳。’由是，与乐浪失和。
“十一年，夏四月，乐浪使靺鞨袭破甁山栅，杀掠一百余人。秋七月，设秃山、狗川两栅，以塞乐浪之路。
“十三年……夏五月，王谓臣下曰：‘国家东有乐浪，北有靺鞨。侵凌疆境，少有宁日。况今妖祥屡见，国母弃养，势不自安，必将迁国。予昨出巡，观汉水之南，土壤膏腴。宜都于彼，以图久安之计。’秋七月，就汉山下，立栅，移慰礼城民户。
“十七年，春，乐浪来侵，焚慰礼城。
“十八年……十一月，王欲袭乐浪牛头山城，至臼谷，遇大雪，乃还。
“（古尔王）十三年……秋八月，魏幽州刺史毋丘俭，与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伐高句丽，王乘虚，遣左将真忠，袭取乐浪边民，茂闻之怒，王恐见侵讨，还其民口。
“（责稽王）即位。王征发丁夫，葺慰礼城。高句丽伐带方，带方请救于我。先是，王娶带方王女宝菓为夫人。故曰：‘带方我舅甥之国，不可不副其请。’遂出师救之，高句丽怨。王虑其侵寇，修阿且城、蛇城，备之。
“（汾西王）七年，春二月，潜师袭取乐浪西县。冬十月，王为乐浪太守所遣刺客贼害，薨。”
这里，古尔王十三年所记之事与中国史籍相参照，百济的这一活动当在公元246年无疑，但是否在古尔王时期则另当别论。据《三国史记》载，古尔王在位时间为公元234年至286年。这显然是拉长了前代诸王在位时间所成，类于《日本书纪》的做法。依我分析，其当在约公元273年至296年在位，被《三国史记》提前了。而246年左右在位的百济王大约是肖古王，即偷袭乐浪（含带方）后返还民口的当是百济早期颇有作为的肖古王。也就是说，讨论燕、魏与百济的交往应当主要着眼于此前的温祚王至肖古王时代。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百济自建国之初便与乐浪郡不睦。我推测此时当为公元二世纪中期，即在东汉后期。百济初创时国力弱小，遭到汉乐浪郡的攻击，并被迫迁都至慰礼城。在郡下活动的三韩小国必然会受到中国强大的影响，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而温祚王之后的数十年内不再见到百济与乐浪、带方的争战，可能是双方和解的暗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在二世纪后期的变乱和衰落以及北方高句丽的强盛，辽东、玄菟、乐浪等郡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高句丽和辽西游牧民族上，无力再维持对三韩的强力压制。所以才会导致“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的局面出现。这种态势一直到公孙度雄张海东后才得以改变。
在汉灵帝中后期，韩和濊对汉流民的态度也是很不相同的。濊人多抄略，迫害汉人以为奴仆，焚烧郡县乡里，造成边地居民畏惧不堪。这也和高句丽在濊人背后的影响有所关联。而韩人则似乎更愿意接纳汉人的加入，早在秦代马韩王就接纳中原流民以成秦韩（辰韩），后又陆续接纳朝鲜遗民，这是韩人与汉人民间友好的传统。东汉末期中国官府失去了威胁三韩的能力，韩人便可以更好地与汉人交流贸易，乃至引诱流民的归附。所以，当时韩和濊都强盛，流民却仅归于韩国，濊人基本上只得到空荒的领土。
到了公孙康时，“燕国”向韩人索取旧民和领土，不惜发动战争，这也是依据当时的形势并继承东汉后期的策略，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当时的三韩正如陈寿在《三国志》中叙述的那样，是个松散的邦联制国家。马韩和秦韩的共计六十六个邦国都受到目支国（《三国志》作月支国，在今稷山）辰王即马韩王、韩人国家盟主的制约，但这种制约的程度是有限的，也是极不稳定的。总体上说，目支偏于三韩领地的西北，远离地域的核心，同时也不如百济离带方郡那么近。此时，不但韩人内部存在许多与目支辰王抗衡的势力，就连南方的倭人也渗入弁韩（如狗邪韩），并对秦韩的一些国家（如斯卢）产生影响。公孙康对韩人的这次战争是成功的，新设立的带方郡辖有原乐浪郡所领的带方、列口、长岑、提奚、含资、海冥六县，并增加了新拓地建立的南新县，相当于今黄海道、京畿道以及江原道的部分地区。之后不久，南方的倭韩各国就都至少在名义上归顺了带方郡。
公孙康在军事上取得成功之后，就开始拉拢分化韩人。他将宗女嫁给了百济国君，并支持百济国修筑城栅扩张势力。这一行为必然引起目支辰王的不满，他向百济致书抗议，但这显然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百济是韩人中最接近“燕国”的，但是私下里与“燕国”亲近的邦国绝不止百济一个，它只是这种大环境下的一个突出代表而已。而且，即使目支辰王有多么不满于公孙康的行为，他也无法抗拒数万燕军的强大力量，也必然要受到燕国的羁縻。
公孙氏在南方受到的抵制一直不是很明显，相反在北方却受到高句丽、乌桓、鲜卑各族的顽强抵抗。所以，在公孙氏统治辽东的近半个世纪里，公孙氏与倭韩各国还算较为友好。于是，当司马懿及刘昕、鲜于嗣占领燕国时，公孙氏的余孽便更有可能向南而不是向北流窜。向南流窜的公孙氏后裔一部分进入三韩，另一部分辗转进入日本列岛。《新撰姓氏录》上便有如下数条：
常世连——————燕国王、公孙渊之后————————————左京诸蕃上
常世连——————燕国王、公孙渊之后————————————右京诸蕃上
常世连——————燕国、公孙渊之后—————————————河内国诸蕃
“常世国”是日本古代传说位于中国的一座仙山，由此也可映证“常世连”部确实来自中国，也就给予了他们确系公孙渊之后相当的可能性。从乐浪、带方乃至辽东走海路前往日本，沿途必然要经过朝鲜半岛西南部的近海，也就是马韩、弁韩的领地。公孙氏余孽一部中途留在韩地也就无可厚非。加上马韩的百济国和公孙氏有姻亲，公孙氏尤其是带方郡公孙模的后人转入韩地的可能性则更大。
相比于辽东而言，乐浪、带方更接近夷人聚落，所以跨海收拾且力量单薄的刘昕、鲜于嗣等也不可能像司马懿那样对领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公孙氏的余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但能在韩地活动，而且可能在乐浪、带方的偏远地区仍然潜伏肆虐，五十年的“燕国”不会在一夜之间消亡殆尽。渡海之后，刘昕等为了拉拢诸韩，使“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目的就在于将三韩和公孙氏残余分化开来。
但是，魏国的怀柔努力收效甚微。尽管梯俊、张政两次前往可能接纳了公孙渊宗族的倭人国家，对倭国的地理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但魏国却没有留下和诸韩国时间、细节明确的外交记录。《三国志》上的三韩风土可能来自于民间的流传，或者先前留下的记录，而明显不同于对倭人的邦交。就连魏国对诸韩国臣智的加赐，虽有魏率善、邑君、归义侯、中郎将、都尉、伯长诸称号，也可能仍是魏廷的一厢情愿而已。
魏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至正始七年（公元246年），魏军着力征讨了高句丽及其濊、貊仆从，连连取胜。而公元246年八月，与公孙氏颇有渊源的百济却趁其空虚出兵袭击了乐浪、带方的边地，劫掠了部分民众。这一行为激起了乐浪太守刘茂的愤怒，另一方面魏军对北方作战取胜也激发了将士们的雄心，于是二郡有意出兵打击百济。百济王（臣智）惧怕魏军威势，很快将掠夺的民众归还乐浪郡。然而，这个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乐浪的从事吴林可能因为百济等三韩小国的放肆，认为三韩本来就是乐浪的属地，建议将秦韩十二国中的八国划归乐浪管辖，以加强对三韩诸国的牵制，为带方郡分担压力。这本来只是魏国羁縻行政策略上的内部调整，无伤魏、韩之间的邦交。但是，翻译人员在传达这些政令时出现了差错，似乎是将吴林的意思误传为要求目支辰王割让秦韩八国以此为百济臣智袭击乐浪赎罪，这当中也不能排除百济臣智从中作梗的嫌疑。百济可能借机挑唆三韩起来反抗魏国的羁縻统治，目支辰王因此大怒，便号召六十六个加盟邦国举兵攻打魏国带方郡的崎离营。刘茂和带方太守弓遵联合行动，大举反击韩人的侵略，并一直攻到目支城下，将目支国攻破，即所谓的“二郡遂灭韩”。而不幸的是，弓遵在这场激战中死去，这是魏国的重大损失，不仅仅是损失一位干吏的问题，更深层的是有损于国威。所以，虽然二郡的军队攻陷了三韩的都城，但此役双方仍然是两败俱伤的。而且，魏军尽管攻破敌国首都，却没有留下充分的军事资料，以至于《三国志》对三韩的地理失载，即构成了所谓“空旷的地图”。这再次说明正始七年即公元246年的魏韩战争绝不是一边倒的。
此后，目支国衰落，三韩的中心转移到其南面的乾马国即今益山地区。而挑起事端的百济国却开始逐步与二郡和好，责稽王竟与晋带方太守联姻并共同对抗强势的高句丽。这似乎表明，经过这场大战公孙氏在百济的余孽基本被消除，百济等偏北的马韩国家与魏晋越走越近。在中国的支持下，百济逐步强盛，并最终取代了乾马辰王，成为半岛西南部的强国。
纵观三韩在二世纪到三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所见的基本都是与乐浪、带方的往来，很难分析出吴国和他们有什么联系。这样看来，似乎是要使南禅寺智渚的观点失去支撑，令怀着期盼心情的众人失望了。
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著名的记载。《三国志》卷四十七载：“（黄龙二年即公元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亶洲”又作“澶洲”。而济州又称“耽罗”、“儋罗”，“耽”、“儋”、“亶”音近。“济”本作“濟”，与“澶”形相似。因此，“亶洲”应为当时吴人对济州岛的称呼，而魏人则称之为“州胡”。另有“亶洲”是日本九州的说法。但吴人与日本存在较为密切的交往，这从日本出土带有吴式要素的大量古镜及吴王后裔流寓日本的传说就可以证明。所以，如果“亶洲”是日本九州的话就谈不上“所在绝远”，因为吴国王族都已经登陆，并有工匠有意前往拓荒。因此，“亶洲”只能是济州岛。
吴织、吴布在三国时期是东亚闻名的，日本就有吴国织工到倭的传说（见《日本书纪》的《应神纪》，虽然时间上晚了许多）。所以，济州岛甚至更为广泛的韩人到会稽购买吴布也很自然。而所谓“有数万家”的“亶洲”人可能不局限于州胡，马韩、弁韩人民到东吴贸易有无也当可能。而以当时韩国的社会状况来说，民间和官方商贸的区别尚不明显，即很可能无所谓民间贸易还是官方采购。即三韩对吴国曾有过半官方半民间的商贸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至会稽货布”。而东吴有渔船或沿海商船因风浪或顺洋流漂到朝鲜半岛西南部，于是开展民间贸易活动也存在着可能。而能将“亶洲”的消息传回东吴，则表明民间船只成功返航也是存在的。因此，东吴对济州岛乃至三韩存在着一些民间的往来，这也是可以通过文献分析得出的结论。而且，就当时吴国的造船、航海等技术而言，完成这样的中小型船只远洋航行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吴国派遣卫温、诸葛直出海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容易回答，就如南禅寺智渚所说的，大多数人会笼统地说是为了建立海外的基地。但是从《三国志》的具体文字来看，吴国在乎的是“亶洲”数万户的人口，目的在于掠夺人口而不是那里的土地甚或是建立什么根据地。所以，吴国派遣的军队规模达到甲士万人，而到了夷洲只捕来数千山民，这远远不能满足孙权的欲望，因此下一年两位带队的将领就因“违诏无功”而“下狱诛”。吴国有能力在中国沿海与辽东通航，而且此时吴国和燕国正当“蜜月期”，所以他们没有冒险开辟新航线的必要，对“亶洲”只存在掠夺的恶意。由此，卫温、诸葛直没能到达半岛西南部实在是韩人的幸运，否则一场恶斗将在所难免了。
公孙氏很早就和韩人有往来，他们必然知道辽东与三韩通航的线路。然而正如我一再强调的，这种关键性的情报是不可能透露给别国的，哪怕那是自己的同盟国。所以，吴国始终没能从燕国那里得知“亶洲”及三韩的具体所在，也一直没能成功派遣军队或使节抵达那里。因此，吴国对三韩的官方联络始终是不存在的，即三韩不存在“同事二主”的情况。但是，民间的交往则当然是很普通的，这点也不容置疑。对于海东各国来说，“燕国”是他们的宗主，这大约从战国时代燕昭王使燕国强盛以后就开始了，虽然公孙氏除了与战国的燕有着类似的地理位置外几乎风马牛不相及，但这种传统仍然被他们继承下来了。而吴国则更多地向倭韩输出，来自海东的反向输入却非常之少了。
综上所述，我对燕、吴、韩三边关系有着如下的看法：
对燕国来说，吴国是更为重要的海上邻国，是用以和魏国交涉最重的砝码；而韩人则是他们的陆上诸邻，对他们采取羁縻统治并阻碍韩人集权国家的出现是公孙氏的首要任务。对吴国来说，公孙氏和蜀国一样是重要的（预期）盟友，然而在关系恶化时他们可以转而联络高句丽来牵制燕、魏；而韩人从来没有成为吴国的属国，吴国对他们只有模糊的认识和掠夺的欲望。对韩人来说，燕国是上国，是压在头上不可抗拒的大山，也是“舅甥”之国，关系颇为密切，但并不是一直友好的；而吴国只是贸易的对象，东吴的纺织品是韩国民间乃至王室喜爱的奢侈品，他们甚至不知道吴国当局对他们有着恶毒的企图。
所以，在这个公元三世纪的东亚三边中，吴燕是最为强韧的，燕韩次之，吴韩最弱。
文思至此，困意已生，后续了了，不复赘述……
1、韩国史新论，[韩]李基白 著，厉帆 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9月第一版
2、圣王肇业——韩日中交涉史考，王頲，学林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3、难升米的智慧——兼析倭国与公孙氏、魏国的往来，宝冢定纲
4、三国志，陈寿 著，裴松之 注
5、三国史记，金富轼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