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白凤朱雀以前
山名宗纲 撰
上古建国称王以来，素以帝王纪元。至战国时魏、秦诸王方有中元。至汉武帝即位，六年一改元，皆以数序之。至五元三年，臣议当有年号，遂定前四元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至五元四年定为元鼎。故元鼎实乃天下年号之首也。海东诸国久慕王化，亦听年号。然诸史玄邈，年号多逸。唯知高句丽广开土王有永乐，其后复有延嘉；百济或有泰和、建兴、明云、白云诸号；新罗法兴王时始有建元之号。而大和朝贡华夏，往来已久，而言大化建元，竟晚三国数百年，又至大宝方细知原委。《续日本纪》神龟元年十月朔日诏曰：“白凤以来，朱雀以前，年代玄远，寻问难明。”于此，倭人亦多有所思，遂编成诸书以寻古探源。
舒明时代（629——641）、皇极时代（642——645）年号
孝德时代（645——654）、齐明时代（655——661）年号
列滴：《古代年号》、《和汉年契》、《茅窗漫录》然。传为欠史八代之孝灵帝年号，不明其所以，疑之。
玺至：《古代年号》、《和汉年契》、《茅窗漫录》然。传为应神帝年号，言天皇母子袭破香坂、忍熊二王夺得大宝乎？疑之。
嘉纪：《古代年号》、《茅窗漫录》然。始于武烈纪元之初年己卯（499），前后4年。盖武烈帝初即位而始定年号。
是█：《古代年号》然。始于武烈之五年癸未（503），上接嘉纪四年，终于武烈崩丧之年丙戌（506），前后4年。未知嘉纪何故改元。
继体：《二中历》然。始于继体纪元十一年之丁酉（517），前后5年，未知其何所谓也。《日本书纪》言丁亥（507）年正月帝迎自北陆，入主北河内之樟叶宫；辛卯（511）年十月东迁南山背之筒城；戊戌（518）年三月北迁中山背之弟国，即长冈京故地。丁酉正在迁弟国之前年，定元年为明年迁都以定大统乎？然继体为帝号，系奈良时期追赠，何为先代年号？疑之。
善记（522——526）：《春秋历略》、《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二中历》、《丽气记私抄》、《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然，《古代年号》、《海东诸国记》、《茅窗漫录》作善化。始于继体纪元十六年之壬寅（522），上接继体五年，《古代年号》、《茅窗漫录》以为终于二十年之丙午（526），余皆以为终于十九年之乙巳（525），前后4年。不明其所以。
正和（526——531）：《古代年号》、《春秋历略》、《如是院年代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丽气记私抄》、《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皇代记》作正治。《古代年号》以为始于继体纪元二十一年之丁未（527），余皆以为始于继体纪元二十年之丙午（526），上接善记四年，终于庚戌（530）年，前后5年。《日本书纪》言继体帝二十（526）年九月迁入大倭磐余玉穗，则斯年继体帝终于克服大倭豪强，得登大宝，故而于是年改元。迁入大倭已在下半年，改元似于此前不久，或上半年仍用善记年号，故《古代年号》以为善记用至五年丙午，然；而其以为正和始于丁未，则误以为明年改元，实为当年改元也。
定和：《和汉年契》然。传为继体帝年号，前后7年。如之，则以善记始于继体纪元之初年丁亥（507），终于四年庚寅（510）；正和始于继体纪元之五年辛卯（511），终于帝九年乙未（515）；则定和始于帝十年丙申（516），终于帝十六年壬寅（522）。然定和年号之说仅见《和汉年契》，而其所推善记、正和年代与诸书颇为不合，故此为后人附会实有可能。
常色：《和汉年契》然。传为继体帝年号，前后8年。始于帝十七年癸卯（523），终于帝二十四年庚戌（530）。该年号与后孝德帝年号同，而几囊括他书善记、正和年代，颇为可疑。
教到（531——536）：《古本水镜》、《活字水镜》、《古代年号》、《如是院年代记》、《续教训抄》、《二中历》、《茅窗漫录》然，《春秋略历》作教训，《皇代记》作教倒，《海东诸国记》作发到，《丽气记私抄》、《袭国伪僭考》作殷到，《和汉年契》作教知。众书皆以为始于辛亥（531）年，上接正和年号。然《海东诸国记》以为继体帝于正和六（531）年改元发到，当年二月崩，在位25年。《续教训抄》言及安闲帝教到六年丙辰（536），意教到为安闲帝年号，始于辛亥。《日本书纪》采《百济本记》以继体帝崩于辛亥年二月，与《海东诸国记》同。而各方盛言钦明帝在位41年，而崩于辛卯（571）年，则辛亥年钦明帝已即位，此所谓两朝并立说也，私然之。《日本书纪》以安闲帝在位二年崩于乙卯（535），不得及于丙辰，不知《续教训抄》何所本。《海东诸国记》既言正和用于六年，而继体帝二月既亡，何及改元乎？故当为旧帝既崩，新帝登基，改元教到也。安闲帝乎？钦明帝乎？因钦明帝为胜者，姑以是署于钦明帝也。《和汉年契》以教知前后5年，其四年及五年为安闲帝之年，与《日本书纪》合。
宝元：《西林寺弥陀佛光复铭》、《茅窗漫录》然。始于乙卯（535）年，而至五年己未（539）仍使用，前后至少5年。《日本书纪》以安闲帝崩于乙卯年，宣化帝崩于己未年，钦明帝纪元始于明年庚申（540），则斯为宣化帝年号乎？然既有两朝并立，而钦明帝与宣化帝之女石姬所生次子即敏达帝生于戊午（538），则迎娶石姬不当迟于丙辰（536）。宣化帝、橘仲皇后、孺子俱崩丧，不意之死也，其乱必矣。而钦明帝尝获大宝于安闲帝之山田皇后，即以宣化帝一家罹难而安闲之皇后复出主事，其时为钦明帝所兼灭。该年号既与钦明帝之教到、僧听同时，又不以宣化之灭为终，当另有所出。莫非第三方势力之年号乎？《日本书纪》言安闲之山田皇后于己未（539）年十月归顺钦明帝，则宣化帝一系虽溃于丙辰，其余众犹立女主权衡至斯年乎？则宝元或为山田皇后年号，乙卯年山田、宣化分流，次年二月宣化罹难，分流而见弱乎？
僧听（536——540）：《古本水镜》、《活字水镜》、《古代年号》、《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丽气记私抄》、《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众书皆言始于丙辰（536），《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海东诸国记》、《和汉年契》、《茅窗漫录》以为用于四年己未（539），余书以为用至五年庚申（540），下接钦明帝另一年号明要。《日本书纪》以安闲在位2年崩于十二月，宣化在位4年崩于二月，不与继体帝接，此症结之所在。以安闲、宣化之总6年附继体崩之辛亥（531）年后，正得丙辰年。此年改元僧听，盖钦明帝兼并宣化一党之庆也。而《续教训抄》有教到用至六年之说，则丙辰年二月宣化帝崩时教到年号尚用，而宣化既灭复改元僧听，为当年改元也。《和汉年契》以僧听为宣化年号，故终于《日本书纪》宣化帝之崩己未（539）年。私以为不然，僧听实为钦明帝年号，不必终于宣化之崩也。后世所成《宗像大菩萨御缘起》言：“人王卅代钦明天皇御宇僧听五年仁，自新罗国献释迦金铜像。”此明僧听沿用至五年，且为钦明帝年号。
明要（541——552）：《古代年号》、《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二中历》、《丽气记私抄》、《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皇代记》作明安，《海东诸国记》作同要。《和汉年契》不记年代，诸年号顺序错乱，仅言明要前后3年或12年。余书皆言明要始于钦明纪元二年之辛酉（541）。《古代年号》以明要终于己巳（549），前后9年；《茅窗漫录》以终于壬申（552），当年改元贵乐，前后12年与《和汉年契》合；余书皆以为终于辛未（551），次年改元贵乐，前后11年。斯为倭人行年号之初，改元并无常例，更不必岁首改元，故以12年为妥。余书以为贵乐为岁首改元，故短1年。《日本书纪》言庚申（540）年七月，钦明帝迁入大倭矶城岛金刺宫；九月钦明帝幸难波祝津宫时，安闲、宣化之顶梁柱大伴金村失势。则次年改元明要即为此迁都及颠覆大伴氏之事，至此钦明帝方始独傲寰宇。
得█：《古代年号》然。《古代年号》言其始于庚午（550），终于辛未（551），前后2年。《日本书纪》是年仅有与百济交涉事，以是改元则暧昧不明。仅见于一书，疑之。
贵乐（552——554）：《古代年号》、《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丽气记私抄》、《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和汉年契》先后错乱，言其前后18年或2年；余书皆言贵乐始于壬申（552）年。《古代年号》言其终于甲戌（554），前后3年；余书皆言其终于癸酉（553），前后2年。壬申年即所谓佛教公传之年，或言此年代系附会也，存疑即可。而《日本书纪》言，同年四月太子箭田珠胜大兄薨；则太子仅十六岁，钦明帝必哀其子夭折，贵乐意为节哀顺变否？改元为此事乎？至于2、3年之论，则同次年改元或当年改元之说，姑以为3年。
法清（554——557）：《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二中历》、《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然，《古代年号》、《皇代记》、《茅窗漫录》作法靖，《海东诸国记》作结清，《丽气记私抄》作清清。《和汉年契》以为前后4年；《古代年号》因贵乐前后3年整，法靖始于乙亥（555）；余书皆以为始于甲戌（554）年。诸书皆以为终于丁丑（557）年。若以甲戌至丁丑，则亦与《和汉年契》年数相合。《日本书纪》言，甲戌年正月渟中仓太珠敷立为太子，二月百济求援并赠人才，其中有僧侣九人，其后倭人派兵援助百济之半岛攻略。而渟中仓太珠敷即敏达素来不信佛法，法清年号颇具佛性，当不以新立太子而改。今大阪有法清寺，为日莲宗重要寺庙，不知何时所建。或甲戌年钦明帝因百济贡僧而初创法清寺以为侍奉，后历年为释家所具。法清年号或为法清寺初创所改，理同法兴。
兄弟（558——559）：《古代年号》、《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丽气记私抄》、《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和汉年契》又作兄弟和。《和汉年契》言其仅1年；《古代年号》以为前后2年，余书皆以为始于戊寅（558）年，明年又改另一年号，亦为1年。今以为2年，兄弟二（559）年当年改元。其年史迹无所考，何故改元不明。
藏和（559——563）：《古代年号》、《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丽气记私抄》、《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和汉年契》又作藏知。《和汉年契》言仅1年，余书皆以为5年，下接另一年号。《古代年号》因以兄弟2年且次年改元，列藏和元年于庚辰（560），余书皆在己卯（559）年。当从始于己卯终于癸未（563）年之说。其年史迹无所考，何故改元不明。
师安（564——564）：《古代年号》、《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峰相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丽气记私抄》作师要。诸书皆以为仅1年。《和汉年契》未记年代；《古代年号》以为在乙酉（565）年，因兄弟、藏和皆延后故；余书皆以为在甲申（564）年。壬午（562）年，新罗打灭任那官家，钦明帝以纪男麻吕、河边琼缶伐新罗，以大伴狭手彦伐高句丽，一败一胜。若大军于癸未（563）年还至列岛，钦明帝慨然，以罢师安民，则次年改元师安，或可。
知僧（565——570）：《古代年号》、《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海东诸国记》、《二中历》、《丽气记私抄》作和僧。《和汉年契》言前后1年或7年，年代不明。诸书言其始年为乙酉（565），独《古代年号》延后一年至丙戌（566）；终年在己丑（569），前后5年。《日本书纪》言乙酉年有高句丽人归化，然与知僧何碍？不明改元之故。
金光（570——575）：《古本水镜》、《活字水镜》、《古代年号》、《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丽气记私抄》、《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和汉年契》言前后6或4年，不明年代。余书皆始于庚寅（570），终于乙未（575），前后6年。《防长寺社由来》“熊毛宰判呼坂村熊毛神社”条载：“神镜之光其感，诏而知僧六年改金光元年也。”由此知知僧用至六年，当年改元金光，因神镜之光也。据《日本书纪》，知僧六年或金光元年三月，大臣苏我稻目薨；金光二年辛卯（571）四月，钦明帝崩；金光三年壬辰（572）四月，太子登基即敏达帝，不改年号。或云圣德太子生于金光五年甲午（574），或异曰生于金光三年。
大长：《和汉年契》然。《和汉年契》以之为钦明帝年号，前后3年，顺序混乱。然持统、文武二帝时又有此年号，此处仅一书言及，颇可疑之。
贤称（576——581）：《古本水镜》、《活字水镜》、《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二中历》、《茅窗漫录》然。《古代年号》、《丽气记私抄》、《袭国伪僭考》作贤栖，《海东诸国记》作贤接，《和汉年契》作贤辅。诸书曰始于丙申（576），终于庚子（580），下接另一年号，前后5年，与《和汉年契》合。然《防长寺社由来》“熊毛宰判呼坂村熊毛神社”条又载：“其后贤称六年辛丑（581）之八月十一日，远见八幡之神镜、龟井山大户道太神之神木飞来。”则贤称当用至六年辛丑，当年改元。《日本书纪》言，乙未（575）年十一月皇后息长广姬薨，次年三月立丰御食炊屋姬即推古帝为后。则贤称亦为贤德之后之意，盖敏达帝欲立后而先行改元，以彰显其功德。贤称年间，百济圣明王第三子琳圣太子来朝，为多多良姓大内氏之先也。
镜常（581——585）：《古本水镜》、《活字水镜》、《古代年号》、《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海东诸国记》、《二中历》作镜当。诸书皆以为始于辛丑（581），终于甲辰（584），下接另一年号，前后4年。然《防长寺社由来》“熊毛宰判呼坂村熊毛神社”条又载：“其后镜常五年乙巳（585）六月晦日，从同帝奉币之敕使参诣之时，玉扉自开。”则可知镜常用至五年，当年改元。改元之由不明。
胜照（585——588）：《活字水镜》、《古代年号》、《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古本水镜》作胜烈，《和汉年契》又作照胜。诸书皆以为始于乙巳（585），然终年有异。列和重年号者则终于此前；不列和重者，则言前后4年，终于戊申（588）。《防长寺社由来》中镜常、胜照同见于乙巳年六月，未知何所据。据《日本书纪》该年国中大疫，敏达帝亦染病，时值物部守屋、苏我马子破佛护佛之争，是月敏达帝允可苏我家独行佛法。胜照颇具佛性，谓佛光胜照也；而敏达帝不信佛法，此年号盖非敏达帝所改。是年八月，敏达帝崩，物部、苏我两氏相仇于朝；九月，橘丰日即用明帝登基，入主磐余池边双槻宫。用明帝宿信佛法，愿佛恩拯救疫中万民，则改元胜照。胜照二年丙午（586）五月，三枝部穴穗部皇子杀三轮逆，与苏我马子、丰御食炊屋姬颇不和。胜照三年丁未（587）四月，用明帝崩；五月至七月，苏我马子屠灭物部守屋；八月，泊濑部稚雀即崇峻帝即位。
和重：《古代年号》、《和汉年契》、《茅窗漫录》然。《和汉年契》仅言此为用明帝年号，前后2年，未言确年；余书以始于丁未（587），终于戊申（588），亦2年。此年号少见，而他书述及苏我、物部之争时惯用胜照年号，则其年代又与胜照相重。和重非用明帝年号已明矣。崇峻帝于己酉（589）年岁首改元端政，则戊申年有匪党覆灭乎？则和重或为物部守屋、三枝部穴穗部皇子一党于丁未年自立，自设年号。《日本书纪》言穴穗部皇子、物部守屋前后3月竟灭，可疑。穴穗部皇子于敏达帝崩之时已权倾朝野，物部氏又累世豪强，岂得三月殆尽乎？今有和重年号，则穴穗部尝登帝位，亦有两朝并立事，至次年方始平灭。则和重为穴穗帝年号乎？
端政（589——592、593）：《古本水镜》、《活字水镜》、《春秋略历》、《皇代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丽气记私抄》、《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古代年号》作瑞政，《如是院年代记》、《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作端正。诸书皆以为始于己酉（589）。《古本水镜》、《活字水镜》、《古代年号》以为终于四年壬子（592）；余书以为终于五年癸丑（593），或次年改元告贵。《日本书纪》言崇峻元年戊申（588），百济贡佛舍利，法兴寺始建，或因此次年改元端政。然端政之意与佛舍利似无关系，或为政治改正之意，莫非喻天下太平，政局端正乎？端政四年壬子（592）十一月，崇峻帝为苏我马子所弑；十二月，丰御食炊屋姬即推古帝即位于丰浦宫。
喜乐（593——593）：《古代年号》、《茅窗漫录》然，《和汉年契》言及此年号。诸书以为在推古帝初年癸丑（593），仅1年。去年壬子（592），崇峻帝既崩，新帝推古即位，理当本年初即改元。然仍见斯年行端政年号者，颇可疑也。是后，壬子喜乐、甲寅（594）端正、乙卯（595）始大、丙辰（596）法兴竟与甲寅告贵年号并行，是何义理？崇峻帝与大伴糠手之女小手子夫人生有蜂子皇子及锦代皇女，苏我马子既弑帝，又欲弑蜂子皇子。盛言厩户皇子即圣德太子者协助蜂子皇子即能除太子者脱出京师，后入佛门化名弘海遁至出羽境羽黑、月、汤殿三山，立宫建社并葬于是。是时厩户太子、苏我马子沆瀣一气，能除太子是否受其恩惠难以明定。然能除太子一党确有逃逸东北，另立王庭之可能。喜乐、告贵皆为新帝年号，何者推古，何者能除？推古帝壬子既登大宝；而能除四处隐藏，历时方至定所，且先父遇弑何喜乐乎？故以喜乐、端正、始大、法兴为推古帝年号，告贵为能除年号，此间复有两朝并立也。新帝即位，是年正月又有佛舍利置入法兴寺事，素来信佛之推古帝、苏我马子自喜乐之，故有改元之事。据《日本书纪》，喜乐元年四月立厩户皇子为太子，九月改葬用明帝，同年造难波荒陵四天王寺。
端正（594——595）：《和汉年契》然，《古代年号》作瑞正。皆以为在推古帝之二年甲寅（594）。此年号与前述崇峻帝端政年号颇类，其中何种关联？去年推古帝大兴佛法，此年改元端正，或谓佛法端正也。端正元年，太子与苏我马子兴隆三宝，群臣竞造佛舍。
始大（595——596）：《和汉年契》然，《古代年号》、《茅窗漫录》作始哭。皆以为在推古帝之三年乙卯（595）。是年四月淡路岛人献沉水；五月，高丽僧慧慈归化，太子师之，是岁又有百济僧慧聪来之，此两僧弘演佛教，并为三宝之栋梁。则或谓天降灵异，佛法始大，故当年改元。同此理，则端正用至此年。若为始哭，则不明其由。
法兴（596——601）：《古代年号》、《道后汤碑》、《和汉年契》、《茅窗漫录》然。诸书皆以为始于丙辰（596）。《和汉年契》以为终于推古帝十年壬戌（602）；《道后汤碑》以为用至法兴六年辛酉（601）；余皆终于八年庚申（600），下接另一年号，前后5年。《日本书纪》言，是年冬十一月，法兴寺造竟，以苏我马子男善德臣为寺司，去年来化之慧慈、慧聪二僧始住于法兴寺。由此知因法兴寺落成而当年改元，始大年号亦用至是年。《和汉年契》之终年因与告贵和，故置于壬戌，可不论；余为5、6年之争者，只因后一年号岁首改元或岁中改元之争也。今以为用至六年辛酉，岁中改元。
告贵：《春秋略历》、《皇代记》、《二中历》、《丽气记私抄》、《和汉年契》、《茅窗漫录》然，《如是院年代记》、《袭国伪僭考》作吉贵，《海东诸国记》作从贵。诸书皆言始于甲寅（594）年。《和汉年契》言前后10年；余书皆曰7年，后接另一年号；而《茅窗漫录》却又言乙卯（595）年有始哭年号，丙辰（596）年有法兴年号，自相矛盾。《防长寺社证文》“南明山乘福寺”条载：“凡圣德太子二十六岁之御时，推古天皇五年告贵四年丁巳（597）夏四月，百济国圣明皇帝之第一王子奉号阿佐太子，为拜见吾朝之生身救世观音来朝。”由此可知，告贵至少用至四年。如前所述，告贵乃崇峻帝能除太子所用年号，与推古帝对立。后是年号渐远播列岛，至后世以为推古帝年号，竞相混用。能除一党于甲寅之前未及改元，故端政四年壬子（592）十一月崇峻帝遇弑后仍行是年号，直至五年癸丑（593）。后崇峻余孽稍加安定，便于次年甲寅改元告贵。告贵究用多少年数，难以厘定。《和汉年契》直言其10年，并以增法兴年数应之，言之凿凿，未知何据。然余书以之下接愿转年号，而推古帝年号未必与能除太子年号相续。故采《和汉年契》，其终于癸亥（603）年。是年十月推古帝迁入小垦田宫，十二月始行冠位十二阶，推古朝气象万千也。或曰此年，能除太子一党衰落臣服矣，年号自去。端政四年崇峻帝罹难之时，能除太子年不过十五，深居宫中，不谙世事，焉得重登大宝？只因出羽三山颇为偏远，推古朝、苏我氏无暇顾及，方苟存至今。能除太子年二十六七，或一心向佛，化干戈为玉帛也。
愿转（601——605）：《古代年号》、《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二中历》、《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海东诸国记》作烦转。诸书皆以为始于推古帝在位九年辛酉（601），下接乙丑（605）年另一年号，前后4年。据《日本书纪》，辛酉年二月，太子初兴宫于斑鸠；五月，推古帝于耳梨行宫时大雨，河水漂荡，满于宫廷。或谓推古帝愿天气晴转，则因此改元。愿转年间，倭人日暮天朝王化，革新政体，奠基律令，诚至德也。愿转二（602）、三（603）年间，圣德太子同母弟来目皇子、异母兄当麻皇子纷纷受命讨伐新罗未果。愿转三年十一月，秦河胜草创蜂冈寺，即太秦寺也；十二月始行冠位十二阶。愿转四（604）年四月太子颁布十七条宪法，九月改革朝礼。
光元（605——611）：《古代年号》、《海东诸国记》、《二中历》、《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作光充，《皇代记》作弘元。诸书皆以为始于推古帝十三年乙丑（605），终于十八年庚午（610），下接另一年号，前后6年。据《日本书纪》，乙丑年四月，推古帝、太子、苏我马子众臣发愿造铜、绣丈六佛像各一躯，高句丽贡上黄金三百两。于是，取佛光元兴之意当年改元，则愿转亦用至是年四月前。光元元年十月，太子入主斑鸠宫。光元二年丙寅（606）四月佛像造竟，贡于元兴寺；五月始建金刚寺，即南渊坂田尼寺也；七月太子讲解胜鬘经、法华经。光元三年丁卯（607）二月，推古帝令群臣祭拜神祗；七月小野妹子遣隋。光元四年戊辰（608）四至九月，隋使裴世清前来列岛。光元五年己巳（609）四五月间有百济众僧来投，置于元兴寺。光元六年庚午七至十月，新罗、任那使节来朝。
定居（611——613）：《古本水镜》、《活字水镜》、《古代年号》、《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神明镜》、《海东诸国记》、《二中历》、《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圣德太子拾遗》作定光。诸书皆以为始于辛未（611）年。《古代年号》、《茅窗漫录》以为癸酉（613）年有见圣年号，而《茅窗漫录》却仍以为定居前后7年，自相矛盾；《神明镜》仅记及定居二年壬申（612）；《古本水镜》、《活字水镜》记及定居六年丙子（616）；余书以为用至七年丁丑（617）。《防长风土注进案》“三田尻宰判西佐波令高仓山福宝寺”条称：推古帝十九年三月二日，百济琳圣太子来到周防多多良浜，帝于佐波郡大内县建皇居赐之，号定居王。如此，则当以琳圣太子前来列岛定居而改元。然又有琳圣太子定居二年来朝之记录，莫非其定居后复归国乎？存疑。各书虽以定居有六七年，然所记多仅及二年；而后见圣改元有据，故以为用至三年。定居二年二月，改葬皇太夫人坚盐媛；是年，百济路子工芝耆摩吕、伎乐舞者味摩之来化。
见圣（613——617）：《古代年号》、《茅窗漫录》然。始于癸酉（613），终于丁丑（617），前后5年。《日本书纪》言：癸酉年十二月，太子游行片冈；时饥者卧于，太子亲视之与饮食，并脱衣裳覆饥者；饥者既死，太子大悲之，因以葬埋当处，墓固封也。数日后，太子召近习曰：“先日卧于道饥者，其非凡人。必真人也！”使者往视还来曰：“到于墓所而视之，封埋勿动。乃开以见，尸骨既空。唯衣服迭置棺上。”时人大异之曰：“圣之知圣，其实哉！”因此太子见圣之事，当年改元，可据说之。见圣二年甲戌（614）六月遣使入隋；八月苏我马子卧病，男女并一千人出家。见圣三年乙亥（615）九月遣隋使还来，百济客随焉。见圣四年丙子（616）三至七月，掖玖人前后三十名归化，然皆死。见圣五年六月出云国神户郡有瓜大如缶，是年五谷丰登。
倭景绳（618——623）：《古代年号》、《海东诸国记》、《二中历》、《袭国伪僭考》然，《古本水镜》、《活字水镜》、《和汉年契》又作和京，《春秋略历》、《神明镜》作景绳，《如是院年代记》作和景绳，《皇代记》作倭黄绳，《茅窗漫录》并列倭京与景绳。倭、和相通，此年号或作倭京，或作景绳，盖均有字脱漏，今暂定为倭景绳。始于推古帝二十六年戊寅（618）；《古本水镜》、《活字水镜》用至癸未（623）年，余书是年皆有另一年号。则视为癸未年岁中改元，年初仍行倭景绳年号。《日本书纪》言戊寅年八月高句丽献破隋军所获人物，是年又有河边臣于安艺造船遇霹雳木之事，似均与倭景绳无关，改元之由不明。倭景绳二年己卯（619）见人鱼。倭景绳三年庚辰（620），太子、苏我马子议录《天皇记》及《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圣德太子之亡故，或曰倭景绳四年辛巳（621），或曰五年壬午（622）。
法兴元世：《源平盛衰记》、《茅窗漫录》然。《茅窗漫录》以之在辛巳（621）年，《源平盛衰记》则言圣德太子活动至法兴元世二十一年壬子二月十八日。前者盖依《法隆寺释迦佛光后铭》所言“法兴元丗一年岁次辛巳”之语，然若法兴元世为年号则当记为“法兴元世元年”；若法兴为年号则称“法兴丗一年”即可，何增“元”字？若辛巳年为法兴三十一年，则其法兴元年在崇峻帝四年辛亥（591），此正端政三年，而法兴竟行数十年，与各年号并行，是何义理？前证法兴为推古帝四至九年号，不可妄改。观圣德太子一生，仅逢一壬子即崇峻帝端政四（592）年，《源平盛衰记》以是年为法兴元世二十一年，则法兴元世元年竟在敏达帝初即位之金光三年壬辰（572），更不可据。今断定并无所谓法兴元世年号者。
节中（623——624）：《古代年号》、《茅窗漫录》、《和汉年契》然。《和汉年契》以定居、和京、仁王前后相叠，节中前后5年列仁王后，又以仁王元年为推古帝二十六年戊寅（618），仁王复行6年。如是观之，节中元年当在甲申（624）。而《古代年号》、《茅窗漫录》始于癸未（623），节中后紧续仁王年号，前后1年，依之。癸未年七月有新罗贡佛像、舍利、金塔、观顶幡等之事，由此改元乎？
仁王（624——629）：《古本水镜》、《活字水镜》、《古代年号》、《春秋略历》、《皇代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和汉年契》、《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古本水镜》、《活字水镜》、《古代年号》始于甲申（624），前后5年；《和汉年契》始于戊寅（618），余书始于癸未（623）；《二中历》无圣德年号，仁王用至12年；余书皆前后6年。而《茅窗漫录》复有节中亦行于癸未，自相矛盾。《日本书纪》载：“（推古帝）三十二年（甲申）夏四月，有一僧执斧殴祖父。时天皇闻之召大臣，诏之曰：‘夫出家者顿归三宝，具怀戒法。何无忏忌，轻犯恶逆？今朕闻，有僧以殴祖父。故悉聚诸寺僧尼，以推问之。若事实者，重罪之！’于是集诸僧尼而推之。则恶逆僧及诸僧尼，并将罪。于是，百济劝勒僧表上以言：‘夫佛法自西国至于汉，经三百岁，乃传之至于百济国，而仅一百年矣。然我王闻日本天皇之贤哲，而贡上佛像及内典，未满百岁。故当今时，以僧尼未习法律，轻犯恶逆。是以诸僧尼惶惧以不知所如。仰愿其除恶逆者以外僧尼，悉赦而勿罪。是大功德也！’天皇乃听之。戊午，诏曰：‘夫道人尚犯法，何以诲俗人？故自今已后，任僧正、僧都，仍应检校僧尼。’壬戌，以观勒僧为僧正，以鞍部德积为僧都。”此事正合仁王之意，即为改元之由，亦明节中年号用至甲申年初。仁王年号行5年或6年者，以当年改元论则行至仁王六年己丑（629）。仁王元年九月，推古帝校录全国僧尼寺院；十月，苏我马子请葛城县，推古帝不听。仁王三年丙戌（626）五月，苏我马子薨；是年天下大饥。仁王五年戊子（628）三月，推古帝崩；九月，葬于竹田皇子之陵；苏我虾夷杀欲立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之境部摩理势。己丑（629）年一月四日，田村皇子息长足日广额方始荣登大宝，则仁王六年或行至此日也。
圣德（629——635）：《古本水镜》、《活字水镜》、《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海东诸国记》、《丽气记私抄》、《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古代年号》、《和汉年契》作圣听。诸书皆言始于舒明帝元年己丑（629），无可疑，则为新帝即位改元。时苏我虾夷虽阻挠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子即位，然并未决裂。故舒明帝得继大统，仍以圣德为年号以安抚上宫王家。《古代年号》、《和汉年契》皆以为此年号行3年，而后一年号行5年；余书以为圣德有6年，至舒明帝七年乙未（635）方始改元。《二中历》虽无圣德年号，然仁王年号亦用至12年，方于乙未改元。由此，从各书以为乙未年改元，圣德年号用至此前。圣德二年庚寅（630）八月，以犬上三田耜、药师惠日入唐；十月，舒明帝迁入飞鸟冈本宫。圣德三年辛卯（631）三月，百济义慈王以王子丰章入质。圣德四年壬辰（632）八月至五年癸巳（633）正月，唐使高表仁在列岛。圣德六年甲午（634）八月，南方见彗星。次年三月，彗星又见东方；七月，瑞莲生剑池，一茎二花。或以此异象改另一年号，则以圣德用至七年上半。
僧要（635——640）：《古代年号》、《如是院年代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袭国伪僭考》然，《春秋略历》、《皇代记》、《和汉年契》、《茅窗漫录》作僧安，姑以僧要为是。如前述，依圣德年号状况，僧要当始于舒明帝七年乙未（635）瑞莲生剑池之时。各书皆以为僧要有5年，下接另一年号。则其终于舒明帝十一年己亥（639）或十二年庚子（640）。僧要二年丙申（636）六月，冈本宫灾，帝迁入田中宫；七月，帝叔父大派王欲群臣按时朝礼，苏我虾夷不从；是年，大旱，天下饥。僧要三年丁酉（637）二月，有大星从东流西，其声如雷；三月日食；是年，讨伐虾夷。僧要四年戊戌（638）七月，大风折木；是年，百济、任那、新罗贡。僧要五年己亥正月，无云而雷，大风而雨，长星见西北，时旻师曰：“彗星也，见则饥之。”；七月，百济川西造宫，东作寺；十二月，百济川侧建九重塔。
命长（640——645、646）：《古本水镜》、《活字水镜》、《古代年号》、《如是院年代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春秋略历》、《皇代记》作今长，《和汉年契》又作明长或长命。《古代年号》因圣德年号短少3年，故命长元年提至丁酉（637）；余书皆始于庚子（640）。《日本书纪》言是年二月有星入月，此大凶之兆也；是后四月，舒明帝自伊予温汤归来便居厩阪宫，五月大设斋并请惠隐说无量寿经。如此，则命长当为祈求佛法延帝年寿以避凶险也，改元即由此，同证僧要年号用至年初。《古本水镜》、《活字水镜》记及命长三年壬寅（642）；《古代年号》、《和汉年契》皆以为命长前后5年；如《日本书纪》、《丽气记私抄》以乙巳（645）年改元大化，则命长终于是年；余书皆以为命长用至七年丙午（646），下接常色年号。诸说争议，与大化改元颇有关联。《日本书纪》言，乙巳年六月中大兄、中臣镰子等共灭苏我虾夷、入鹿父子，皇极帝禅让于弟天万丰日即孝德帝，改元大化；八月拜东国等国司；十一月诛灭古人大兄皇子；十二月孝德帝迁都难波长柄丰碕宫；丙午年正月发布改新之诏；是年二至八月又屡下诏革新。苏我一门豪强至此已有百年，何得半年尽灭？纵乙巳六月入鹿殒命，虾夷大臣、古人大兄仍足与中大兄等抗衡。孝德帝是年六月受禅改元大化，至十二月竟脱出大倭而立都于难波，后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一门亦垄断大倭数年之久，可见此地尽在苏我氏之手。则苏我氏、古人大兄一党自可延至丙午年间，其不以孝德帝大化为宜，仍行命长年号，或然。丙午年后，苏我氏终为帝家剪除。则舒明帝命长之终于乙巳或丙午之争则类于崇峻帝端政之终于壬子或癸丑之争也，此时复有一两年之并立矣。命长元年十月，大唐学问僧清安、学生高向玄理归来；是月，舒明帝徙于百济宫。命长二年辛丑（641）十月，帝崩于百济宫。命长三年正月，舒明帝后天丰财重日足姬即位，是为皇极帝；二月，闻百济、高句丽俱政变；七八月间，苏我大臣与皇极帝俱求雨；九月，造百济大寺；十二月，初发舒明帝丧；是年，苏我虾夷、入鹿专横，上宫舂米大娘怒气而薨。命长四年癸卯（643）九月，葬舒明帝，皇极帝母吉备岛皇祖母薨，葬之；十一月，苏我入鹿欲立古人大兄为帝，伐灭斑鸠宫之上宫王家。命长五年甲辰（644）正月，中臣镰子归中大兄皇子；十一月，苏我氏起宫于甘梼冈。
大化（645——647）：《日本书纪》、《丽气记私抄》、《和汉年契》、《法隆寺缘起》然。大化年号乃天下盛言日本之最先年号也，故无需录于诸逸年号文献。《法隆寺缘起》述及大化三年岁次戊申（648），则以大化元年在丙午（646）；余书皆以为始于乙巳（645）。《日本书纪》以大化用至五年己酉（649）。然有丁未（647）常色年号逸漏，则大化或仅至丁未初，可曰三年也。《法隆寺缘起》亦仅言及三年，或干支有误乎？传闻持统、文武年间复有大化年号，勿与是相混淆。大化年间，孝德帝、太子中大兄克服苏我氏残余，改新变法。
常色（647——650）：《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袭国伪僭考》、《茅窗漫录》然。始于丁未（647），上接命长年号，无大化。《如是院年代记》此后脱漏十余年；《袭国伪僭考》下接庚戌（650）白雉；余书皆以为下接壬子（652）白雉，前后5年。据《日本书纪》，丁未年中始定七色十三阶冠，或由此岁中改元。常色元年及二（648）年，兴建渟足、磐舟等栅以谋虾夷。常色三年己酉（649）二月，制冠十九阶；三月，太子诛灭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大臣。
白雉、白凤（650——668）：《日本书纪》、《袭国伪僭考》、《愚管抄》、《多武峰略记》仅记白雉，《古代年号》、《大织冠公传》、《贞慧传》、《古语拾遗》、《源平盛衰记》仅记白凤，《古本水镜》、《活字水镜》、《春秋略历》、《如是院年代记》、《皇代记》、《海东诸国记》、《二中历》以为前后二年号。仅记白雉者、《古语拾遗》、《贞慧传》皆始于庚戌（650）；《古代年号》始于壬戌（662）；《大织冠公传》与《贞慧传》虽同出藤原惠美押胜之手，然前者误前一年至己酉（649）；《源平盛衰记》始于壬子（652）；以为是两年号诸书中白雉始于壬子，白凤始于辛酉（661）。纵观各方古记，孝德年间之白雉与白凤互见，其意亦同，然白雉之用年仅至四五年，而《大织冠公传》至甲子（664）年仍用白凤年号。盖是年号始称白雉，然辛酉年七月齐明帝崩后，天智帝以白凤之号更雅遂改称，而年数累计，故有辛酉白凤改元之误。《日本书纪》白雉元年二月有穴户国献白雉祥瑞事，因此改元；而《防长风土注进案》以大化六年五月初八改元白雉。依此，其事正合改元之说，然月份有异。而前证大化三年改元常色，无六年，此必不知有常色年号，直以大化六年改元。故而，今依《日本书纪》等始于庚戌。以白雉、白凤等同而论，《日本书纪》以乙卯（655）年齐明帝复位另行纪元；《古本水镜》、《活字水镜》、《如是院年代记》、《袭国伪僭考》以天武帝壬申（672）年另行纪元；《春秋略历》、《皇代记》、《二中历》后直接甲申（684）朱雀年号；《古代年号》后接戊辰（668）中元年号。依距白凤年间最近之《大织冠公传》、《贞慧传》所云，是年号至少用至甲子，即齐明帝及天智帝前期均未改元。而后可见，天智帝丁卯（667）三月迁都近江，次戊辰年正月即位，故改元中元之说可信，则白凤当用至此年。白雉二年辛亥（651）十二月，孝德帝迁入难波长柄丰碕之新宫。白雉四年癸丑（653）五月，遣使入唐；是年，太子请迁都倭京，孝德帝不许，太子、皇祖母、间人皇后及皇室、公卿大夫等自迁入飞鸟。白雉五年甲寅（654）二月，遣高向玄理等入唐；十月，孝德帝崩于难波宫，十二月葬。白雉六年乙卯正月，天丰财重日足姬复位于飞鸟板盖宫，称齐明帝；是冬，迁飞鸟川原宫。白雉七年丙辰（656），齐明帝迁入后飞鸟冈本宫。白雉八年丁巳（657）九月，有间皇子阳狂。白雉九年戊午（658）四月，阿倍比逻夫伐虾夷；五月，建皇孙薨；十一月，有间皇子谋反被杀。白雉十年己未（659）三月，阿倍比逻夫再伐虾夷；七月，虾夷偕朝大唐。白雉十一年庚申（660）三月，阿倍比逻夫伐肃慎；九十月间，百济鬼室福信等来乞援。白雉十二年五月，齐明帝西征居于朝仓橘广庭宫；七月帝崩，皇太子素服称制；八九月间，以大军送百济王子丰璋归国。白凤十三年大事皆在援助百济。白凤十四年癸亥（663）六月，百济丰璋杀鬼室福信；八月，唐罗联军大败倭济联军于白村江；九月，州柔城降于大唐，百济亡。白凤十五年二月，行冠位二十六阶；五至十二月，郭务悰来使；是岁，于对马、壹岐、筑紫等置防与烽，又于筑紫筑大堤贮水名水城。白凤十六年乙丑（665）二月，间人大后薨；九至十二月，刘德高来使。白凤十八年二月，合葬齐明帝、间人大后于小市岗上陵，以皇孙大田皇后葬于陵前；三月，迁都近江；六月，葛野郡献白燕；十一月，司马法聪来使。
中元（668——672）：《古代年号》、《和汉年契》、《茅窗漫录》然。《茅窗漫录》始于壬戌（662）年天智帝即位执政时；余书以为始于戊辰（668）年天智帝即天皇位时。《茅窗漫录》误，所谓中元者当以戊辰说为是。是年一月三日天智帝即位，当随即改元，则白凤年号仍用于此前两天。各书均以中元行4年，至辛未（671）年，此正值天智帝崩年。天智帝崩于是年十二月，然此刻并无次年岁首改元之说。至壬申（672）年，或有三月备后国献白雉改元白凤之说，或有八月太宰府献三足朱雀改元之说，则其先数月当仍行天智中元年号。至于白凤、朱雀之事甚为迷困，尚不得中元究行至何月。中元元年十月，大唐英公打灭高句丽。中元二（669）年十月，天智帝亲至中臣镰足宅，赐姓藤原，镰足遂崩；是岁，遣使入唐，大唐郭务悰等来使。中元四年正月，以大友皇子拜太政大臣，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李守真等上表；四月，置漏克于新台；七月，唐人李守真等罢归；十月，帝弥留，东宫大海人皇子出家入吉野；十一月，大唐郭务悰以二千人至对马，大友皇子与五大臣盟于帝前；十二月，天智帝崩。
1、舍人亲王 主编，日本书纪
2、藤原贞干 编，逸年号表
3、李崇智 编，中国历代年号考，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6月第1版
4、徐红岚 编著，中日朝三国历史纪年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5、http://www2.odn.ne.jp/~cbe66980/Main/NENGO.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