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的称呼最早来自于中国上古的典籍《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毛民之国在其北，为人身生毛。一曰在玄股北。”《大荒北经》载“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使四鸟。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修鞈，修鞈杀绰人。帝念之，潜为之国，是此毛民。”这里“役采”又作“役来”，“修鞈”又作“循鞈”。而“绰人”与“侏儒”、“靖人”、“焦侥”、“菌人”等音近，当就是侏儒之意。《大荒北经》是西晋末年郭璞补入《山海经》的，也就是说，至迟到西晋时，毛人已经部分从事了农耕活动，同时中国人认为他们应当是侏儒的后裔。不过，毛人和侏儒的血缘关系不一定正确，这只是中国人的看法，可能是因为中国人眼中“毛人”的身材也比较矮小。《三国志》《倭人传》中载“女王国东渡海千馀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馀里。”如果认为女王国在九州北部，则倭种的国家即在四国岛上，而侏儒国就在四国南部或者九州南部。《倭人传》里的侏儒国可能就是《大荒北经》中的“绰人”，也就在日本列岛的南部。《海外东经》那条下郭璞注云“今去临海郡东南二千余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岛上，为人短小，面体有毛，如猪熊，穴居无衣服。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吴郡司盐都尉戴逢曰：‘在海边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状皆如此，言语不通。’送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赐之妇，生子，出入市井，渐晓人语，自说其所在是毛民国也。”由此观之，这《山海经》里的“毛人”应当不是指虾夷人，因为虾夷人的身材相对日本人并不短小。相反，中国史籍里的“毛人”倒是和活动在日本西南部的“隼人”等比较吻合。所以，仅凭借《山海经》中的叙述，我们并无法判断毛人的社会状况。

可以确定指代虾夷的“毛人”出自《宋书》《倭传》，“顺帝升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即雄略天皇）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籓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这里大和的雄略天皇讲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应当就包含了部分虾夷人的地域。后《旧唐书》《日本传》载“其国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之国。”这大约是唐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时的状况。

可以说明此前虾夷人生活状况的是《日本书纪》卷七《景行纪》：“廿五年秋七月，庚辰朔壬午，遣武内宿祢，令察北陆及东方诸国之地形，且百姓之消息也。廿七年春二月，辛丑朔壬子，武内宿祢自东国还之奏言：‘东夷之中，有日高见国。其国人，男女并椎结文身，为人勇悍。是总曰虾夷。亦土地沃壤而旷之，击可取也！’……四十年夏六月，东夷多叛，边境骚动。秋七月，癸未朔戊戌，天皇诏群卿曰：‘今东国不安，暴神多起。亦虾夷悉叛，屡略人民。遣谁人以平其乱？’……于是日本武尊雄诰之曰：‘熊袭既平，未经几年，今更东夷叛之，何日逮于大平矣。臣虽劳之，顿平其乱！’则天皇持斧钺，以授日本武尊曰：‘朕闻其东夷也，识性暴强，凌犯为宗，村之无长，邑之勿首，各贪封界，并相盗略。亦山有邪神，郊有奸鬼，遮衢塞径，多令苦人。其东夷之中，虾夷是尤强焉，男女交居，父子无别，冬则宿穴，夏则住樔，衣毛饮血，昆弟相疑。登山如飞禽，行草如走兽。承恩则忘，见怨必报。是以箭藏头髻，刀佩衣中，或聚党类而犯边界，或伺农桑以略人民。击则隐草，追则入山。故往古以来，未染王化。今朕察汝为人也，身体长大，容姿端正，力能扛鼎，猛如雷电，所向无前，所攻必胜。既知之，形则我子，实则神人。是寔天愍朕不叡且国不平，令经纶天业不绝宗庙乎！亦是天下则汝天下也，是位则汝位也。愿深谋远虑，探奸伺变，示之以威，怀之以德，不烦兵甲，自令臣隶。即巧言而调暴神，振武以壤奸鬼！’”

由以上引自《日本书纪》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1、虾夷只是日本东夷中最为强悍的一种，由此也应当不直接等同于“毛人”，而只是毛人的一种而已。虾夷人主要的居住地是日高见国，后人考证其中心包括今宫城县多贺城以北，那里土地肥沃。2、此时的虾夷人和其它东夷一样，实际上还没有形成国家，处于一种氏族割据的社会阶段，更没有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居住的是半地穴式的房屋，还相当原始。他们可能还处于渔猎阶段，没有农业生产。3、虾夷人好斗，经常从事盗匪活动，拦路劫掠，侵犯从事农业的大和人的人身和财产。他们擅长在山地和荒原作战，而且会游击，难以悉数剿灭。4、虾夷人的风俗是“男女并椎结文身”，习惯随身携带武器。

《日本书纪》的说法并非孤证。在著名的《三国志》《东夷传》中我们有幸也可以找到一些虾夷人的蛛丝马迹。该传载“其后高句丽背叛，又遣偏师致讨，穷追极远，逾乌丸、骨都，过沃沮，践肃慎之庭，东临大海。长老说有异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观诸国，采其法俗，小大区别，各有名号，可得详纪。……毌丘俭讨句丽，句丽王宫奔沃沮，遂进师击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斩获首虏三千馀级，宫奔北沃沮。……王颀别遣追讨宫，尽其东界。问其耆老‘海东复有人不’？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国）人衣，其两袖长三丈。又得一破船，随波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东大海中。”王欣到达北沃沮和肃慎（挹娄）边界是在正始七年（公元246年），这里的“长老”、“耆老”应该是北沃沮的老人。北沃沮在图们江下游沿海一带，北与肃慎为邻。从北沃沮下海捕鱼，遭遇大风吹数十日并能够返回，想必所到的东面那个岛屿并没有离开日本海的范围。而北沃沮的渔民能够判断那是个岛屿而非大陆，则该岛也绝非是本州或北海道这样的大岛，而应当是本州北部或者北海道靠日本海一侧附近的岛屿。我们由此推断，佐渡岛最有可能，奥尻岛次之。后来渤海国通使日本也多走类似的航路。另一方面，这个区域内的民族大约就是虾夷和肃慎，北沃沮的居民对肃慎很熟悉，因为他们是肃慎海盗活动的最大受害者。所以，这个东面岛上与北沃沮居民“言语不相晓”的民族大约就是活动在佐渡岛上的虾夷人。如此看来，当时部分临海的虾夷有在七月沉童女入海的祭祀习俗，他们大约是崇拜日本海海神的。那个在海中“纯女无男”的国家不甚明确，可能是还处于母系社会落后状态下，是否虾夷人一支则无从知晓。所谓的“异面之人”即“项中复有面”者，大约是一种文身，这种习俗在整个日本列岛似乎都有一定流传。说这个国家“近日之所出”也与日本的位置以及后来的称呼很吻合，而且虾夷也有文身的习俗。从位置上看，“异面之人”的国家也可能对应于虾夷的一支。

《三国志》上描述的时间段至少要比《日本书纪》《景行纪》早上一个世纪，不过依照当时社会发展的速度，虾夷人在此后的生活状况也没有非常大的改变。正如考古发现的那样，当九州的铜利文化和近畿的铜铎文化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对应于“毛人”之国的关东和东北地区还处于有角石器文化的阶段。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分析，包括在“毛人”之内的虾夷人正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公社还没有解体的阶段。他们相对于大和朝廷来说，确实可以算作“蛮夷”了。

二、大和王朝对虾夷的早期开拓（4世纪初到5世纪末）

虾夷人按照居住的位置以及和大和民族接触的早晚被区分为多个种类。有内附于大和朝廷的“熟虾夷”，有与大和为邻而保有自主权的“粗虾夷”，还有相对比较远的“都加留”。王颋先生认为熟虾夷是那些被俘获或者投降大和的虾夷人，大多生活于大和的领土范围之内；粗虾夷则包括“北虾夷”即越国虾夷以及“东虾夷”即陆奥国（日高见国）虾夷；“都加留”就是活动于津轻和北海道南部渡岛一带的“渡岛虾夷”。有时“虾夷”这个称呼也专指陆奥的虾夷人。

大和朝廷在崇神天皇时于近畿稳固下来，紧接着就开始了逐渐统一日本的行动。很快，越国虾夷就成为了大和朝廷的开拓对象。

越洲在日本神话中也是和大日本丰秋津洲并列的八大洲国之一，可见在早年越国与大和也应当是地位平等的邻国。随着大和势力的不断扩展，天皇的野心一同扩大。所以，当神武天皇在忍阪取得了对八十枭帅（八十建）的大胜之后也不禁唱诵道：“闻虾夷兮一抵百，虽有此传吾不惧”。神武天皇虽然承认虾夷人的骁勇，但是也把他们放在一种对立的立场上，并表示有战胜他们的信心。

“第十代”天皇崇神在位时，大和对虾夷的野心就付诸实施了，他派出的四道将军中就有征讨北陆的大彦命即大毘古命，而北陆就是越国的领土。如果按照近世很多学者认为的那样，欠史八代实际上不存在，崇神天皇就是神武天皇的话，那么野心计划的实施就显得更加迅速。鹫崎弘朋认为崇神天皇活动于公元3世纪末到318年，那么这次北陆的征讨应该在公元4世纪的前期。

相对于其它三道将军来说，大彦命遇到的麻烦要多得多。结合《日本书纪》、《古事记》中的相关内容，被称为天皇庶兄的山代国五埴安彦（建波迩安王）及其妻子吾田媛发动叛乱，率先攻打京师，但是被大彦命击败并杀死，此后大彦命奋力追击其余部，又连续获得大胜。这实际上是《纪》、《记》的作者将一次与异族的战争改写成一次大和的内乱，这是由于此前已经认为神武时代大和一统的缘故。

图1、大彦命

武埴安彦的活动中心在今石川县南部的加贺，那里又被称为高志道。“高志”又作“古志”，被越国人奉为神明，直到现在越后、出羽还有着此神的庙宇。从两书的记录看，似乎是越国先侵入大和，而后遭到反击，越国的君主因而战败身亡。之后，大彦命又继续经略北陆，可能将越前、加贺、能登、越中全都吞并。但是，越国虾夷并没有就此消亡，以后他们还经历了日本武尊的讨伐，在之后数百年间仍然作为大和朝廷的附属国朝贡着。因为越国虾夷和大和最临近，所以社会变迁得比较快，也有了国家的雏形，想必后来在越后又新立了君主延续下去。

《日本书纪》垂仁二年（约公元320年）条中提到的任那使者就是在原属于越国的今福井县敦贺一带登陆的。这也表明，在崇神天皇末年大和确实已经从越国手中夺得了北陆。这也许可以算作是大和朝廷对虾夷人领土最早的开拓吧。至于声称北陆和东海两路最后在遥远的今福岛县西部会津一带会师，则是不大可信的。

此后30年左右的时间内，大和朝廷和虾夷人相对和平。而景行天皇雄心勃勃，在位前期就派遣重臣武内宿祢到关东和东北观察东夷的状况，一年多以后武内宿祢归报了各地情况，并指出东北的日高见国虾夷人土地肥沃，应当可以讨平。到了景行天皇在位后期（公元4世纪中叶），王子日本武尊进行了大规模的东征。日本武尊先讨灭了骏河、相模一带的一股毛人势力，而后渡过东京湾到达上总，又绕海路北上一直到达陆奥。

《日本书纪》载“虾夷贼首岛津神、国津神等，屯于竹水门而欲距。然遥视王船，豫怖其威势而心里知之不可胜，悉舍弓矢，望拜之曰：‘仰视君容，秀于人伦，若神之乎。欲知姓名！’王对之曰：‘吾是现人神之子也！’于是虾夷等悉栗，则褰裳披浪，自扶王船而着岸。仍面缚服罪。故免其罪。因以俘其首帅而令从身也。”这样的记录和此前景行天皇希望日本武尊能够不战而胜是一致的，但是日本武尊的东征看来过于轻松了。后来的学者一般认为这是对天皇威势的夸耀以及对战争的美化。日本武尊必然要通过强硬的武力征服虾夷人中岛津神、国津神两部，而他们的地域大约在今宫城县的多贺城。这之后，日本武尊又回师经过常陆到甲斐，而后转走武藏、上野而分兵征讨信浓和越后。日本武尊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关东地方以及甲信越。这些区域原来都属于毛人，比如上野和下野原来合称为毛野国，而信浓又称为科野国。日本武尊这次征讨之后，关东和甲信都纳入了大和朝廷的版图，相比较而言陆奥南部的平定以及越后的归附反倒可以认为是次要的。

图2、日本武尊

陆奥虾夷的日高见国核心部分推定在今岩手县中部的北上川流域，所以日本武尊讨平的区域并非东虾夷的要害。此后，虾夷人与大和朝廷对东北及北海道的争夺仍然十分激烈，这种状况持续了七百年之久。

日本武尊东征胜利后将俘获的虾夷人献给神宫。这之后数年神官抱怨虾夷人不懂礼数，在神宫喧哗吵闹，于是天皇下令把他们安置到神山边。于是，这些虾夷人肆意上山砍伐树木，严重干扰了当地百姓，天皇又只得将他们解散，让这些虾夷囚俘散居到日本各地。

《日本书纪》载，景行天皇末年“诏御诸别王曰：‘汝父彦狭岛王不得向任所而早薨，故汝专领东国！’是以御诸别王承天皇命，且欲成父业，则行治之，早得善政。时虾夷骚动，即举兵而击焉。时虾夷首帅足振边、大羽振边、远津闇男边等，叩头而来之。顿首受罪，尽献其地。因以免降者而诛不服。”御诸别的曾祖父丰城命在崇神天皇时就被封在东国，然而这是一张空头支票，一直到日本武尊平定关东后才得以兑现。而御诸别刚刚得到许诺的土地就面临着虾夷人的反扑，好在他也有足够的武力保住自己的领地，在关东站稳脚跟。

经过日本武尊和御诸别对虾夷的第二次大规模开拓，大和朝廷的疆域空前扩大。公元4世纪下半叶到5世纪初期的成务、仲哀、应神等天皇时，还在今福岛县中部、宫城县中南部的阿武隈河流域以及鸣濑川流域设立了阿尺、伊久、染羽、浮田、信夫、白河、石城、道奥、菊田、阿歧等国造，正式将陆奥虾夷的南部地区纳入大和体制之下。约公元361年仲哀天皇登基时，越国虾夷人还进贡过四只白鸟；后来应神天皇在神功皇后摄政时期也曾游历过越国。《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三年（公元392年）冬十月，辛未朔癸酉，东虾夷悉朝贡。即役虾夷而作厩阪道。”这时大和朝廷对虾夷人的优势非常明显。

《日本书纪》又载仁德天皇末年“虾夷叛之。遣田道令击。则为虾夷所败，以死于伊寺水门。时有从者，取得田道之手缠，与其妻。乃抱手缠而缢死。时人闻之流涕矣。是后虾夷亦袭之略人民。因以掘田道墓，则有大蛇，发瞋目自墓出以咋。虾夷悉被蛇毒而多死亡，唯一二人得免耳。故时人云：‘田道虽既亡，遂报雠！何人死之无知耶？’”这条记录颇为神奇，当然不能相信是事实。然而，从中我们也可以分析得出这时大和朝廷仍与陆奥虾夷激烈争夺于今宫城县多贺城一带，并没有比日本武尊进展得更远，双方互有胜负，田道令就是这个时期大和抗击虾夷人侵扰的代表人物。这个时间大约是431年左右。

此后百年间又很少见到关于虾夷人的记录，只是在公元479年雄略天皇去世时有一条。“是时，征新罗将军吉备臣尾代，行至吉备国过家。后所率五百虾夷等，闻天皇崩，乃相谓之曰：‘领制吾国天皇既崩。时不可失也！’乃相聚结，侵寇傍郡。于是，尾代从家来，会虾夷于裟婆水门合战。而射虾夷等，或踊或伏，能避脱箭，终不可射。是以尾代空弹弓弦，于海滨上，射死踊伏者二队。二櫜之箭既尽，即唤船人索箭。船人恐而自退。尾代乃立弓执末而歌曰：‘征道途上尾代者，朝不闻兮愿乡闻。’唱讫自斩数人，更追至丹波国浦挂水门，尽逼杀之。一本云，追至浦挂，遣人尽杀。”

这是一次参与朝鲜半岛征伐的虾夷士兵哗变事件，这些虾夷人应当是已经在大和朝廷制下的“熟虾夷”俘囚。他们虽然长期与大和人居住在一起，但是和夷之间的矛盾却始终存在。所以当天皇去世主将归家而有机可乘时，他们就相聚寇略邻近的郡县。这场祸乱持续了不短的时间，一直到丹波一带才得以剿平。这也是虾夷人对大和朝廷繁重兵役的一种反抗。此前一年雄略天皇曾在给宋顺帝的表文中夸耀过先辈东征毛人国的武功，这样看来也真带有些讽刺的意味了。

三、肃慎与靺鞨

《日本书纪》钦明天皇五年（公元544年）十二月条载“越国言：‘于佐渡岛北御名部之碕岸，有肃慎人，乘一船舶而淹留。春夏捕鱼充食。彼岛之人言非人也。亦言鬼魅，不敢近之。岛东禹武邑人采拾椎子为欲熟吃，着灰里炮。其皮甲化成二人，飞腾火上一尺余许，经时相斗。邑人深以为异，取置于庭。亦如前飞，相斗不已。有人占云：“是邑人必为魅鬼所迷惑！”不久如言，被其抄掠。于是肃慎人移就濑波河浦。浦神严忌，人不敢近。渴饮其水，死者且半。骨积于严岫，俗呼肃慎隈也。’”这是日本史籍上第一次提到肃慎人，也是肃慎海盗在越后沿海活动的记录。

肃慎本是中国东北历史悠久的古族，传说上古舜时肃慎人就来朝贡。到了周灭商时，肃慎又来进贡，并和周王室的军队一起攻灭了商人余部北殷氏（即北亳）。到三国时期，肃慎人又称为“挹娄”，他们主要活动在黑龙江下游两岸及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一带，那时挹娄人就以从事海盗活动而闻名。北魏时肃慎又称作勿吉，到了唐代称为靺鞨。日本文献中的“肃慎”就是这个古老民族的一支，后来也称其为“靺鞨”。

《新唐书》《北狄传》载“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濒海，西属突厥，南高丽，北室韦。……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东北行十日得窟说部，亦号屈设，稍东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东际于海，西抵室韦，南北袤二千里，东西千里。”其中黑水靺鞨分布的位置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原先肃慎人所据的故地。“窟说”也就是“库页”，按照其在黑水靺鞨东北方，也就与今库页岛吻合。莫曳皆部在库页以南，大约就是北海道北部，或者也包括库页岛南部的部分地区。《新唐书》《东夷传》载“流鬼去京师万五千里，直黑水靺鞨东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穷。人依屿散居，多沮泽，有鱼盐之利。地蚤寒，多霜雪，以木广六寸、长七尺系其上，以践冰，逐走兽。土多狗，以皮为裘。俗被发。粟似莠而小，无蔬蓏它谷。胜兵万人。南与莫曳靺鞨邻，东（当作西）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根据此描述，流鬼所处明显就在今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少海就是鄂霍茨克海，其南面邻接莫曳皆，也表明莫曳皆部在今北海道一带。而流鬼人“俗被发”与虾夷人略有相似，可能有一定渊源。《太平寰宇记》载“流思，一作流鬼，去长安一万五千余里”，则流鬼也可能就是后来的阿留申人。

从以上分析可得，活动于日本列岛北部的所谓肃慎人应当就是靺鞨的莫曳皆部，后来日本“靺鞨”的称呼也可能来自于“莫曳皆”，或者直接来自于中国的称法“靺鞨”。莫曳皆部具体是什么时候到达日本的则不得而知，但是公元544年他们已经到佐渡一带从事海盗活动。从日本后来的资料显示，虾夷人肯定没有控制整个北海道，他们大约只活动在南部的渡岛（包括桧山）、后志、胆振和日高，其余的中北部应当都是莫曳皆部的领地。至于现在阿伊努人的分布则是虾夷人受到大和严重压迫后迁徙的结果，或者他们已经和莫曳皆人融合。肃慎人的海盗活动在日本海西海岸早就是出了名的，到6世纪中期肃慎海盗也终于蔓延到日本海的东岸。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公元8世纪时粟末靺鞨以及部分高句丽、夫余人形成的渤海国与日本达成了国交，日渤两国因为共同的利益一度相当友善。渤海国在族缘上与在北日本为盗的莫曳皆部有关联，但是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莫曳皆部得到了渤海国的暗中支持。这也是由于靺鞨（肃慎）民族是个非常大的松散体系的缘故。莫曳皆部的海盗活动一直到7世纪中期阿倍比罗夫征讨后才基本停止，前后长达一百多年。

四、三百年难以推进的东北边界（6世纪到644年）

《日本书纪》载“（敏达天皇十年即公元581年）春闰二月，虾夷数千寇于边境。由是，召其魁帅绫糟等。魁帅者，大毛人也。诏曰：‘惟，尔虾夷者大足彦天皇之世，合杀者斩，应原者赦。今朕遵彼前例，欲诛元恶。’于是，绫糟等惧然恐惧，乃下泊濑中流，面三诸岳，歃水而盟曰：‘臣等虾夷，自今以后，子子孙孙（古语云，生儿八十绵连），用清明心，侍奉天阙。臣等若违盟者，天地诸神及天皇灵，绝灭臣种矣！’”

这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虾夷人入侵事件，活动于东北的虾夷绫糟部攻入大和境内，后来他们被击败，臣服于天皇。诏书中提到的大足彦就是景行天皇，也就是日本武尊的父亲。敏达天皇在此时提到两百多年前的东征盛事，也是希望大和朝廷能够重振雄风，再次扩地东北。这不仅是敏达天皇一人的心愿，也是此后数代天皇的梦想。

《日本书纪》载“（崇峻天皇二年即公元588年）秋七月，壬辰朔，遣近江臣满，于东山道使，观虾夷国境。遣肉人臣鴈，于东海道使，观东方滨海诸国境。遣阿倍臣于北陆道使，观越等诸国境。”大和朝廷一举派遣三名重臣着力于稳固东山、东海、北陆各道，这很明显预示着天皇将重新开启东国开拓的事业。

《日本书纪》载“（推古女皇六年即公元597年）冬十月，戊戌朔丁未，越国献白鹿一头。”最先取得进展的似乎是北陆。

《日本书纪》载“（舒明天皇九年即公元637年）虾夷叛以不朝。即拜大仁上毛野君形名为将军，令讨。还为虾夷见败，而走入垒，遂为贼所围。军众悉漏城空之，将军迷不知所如。时日暮，踰垣欲逃。爰方名君妻叹曰：‘慷哉，为虾夷将见杀！’则谓夫曰：‘汝祖等渡苍海，跨万里，平水表政，以威武传于后叶。今汝顿屈先祖之名，必为后世见嗤！’乃酌酒，强之令饮夫，而亲佩夫之剑，张十弓，令女人数十，俾鸣弦。既而夫更起之，取仗而进之。虾夷以为，军众犹多，而稍引退之。于是散卒更聚，亦振旅焉。击虾夷大败，以悉虏。”

这次大战，虾夷人战斗得异常勇猛，似乎有恢复当年强悍武力之态势。上毛野君居然被打得龟缩于城中，士兵逃散，最终还要一个妇人带领女兵出击方能挽回败局。这次战役虽然最后以大和军队惨胜而收场，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状况，必然还有很多虾夷人胜利的战役被《纪》的编撰者隐去不书了。总之，此时陆奥的虾夷是非常活跃的。

与之相比，越国虾夷则要衰弱归服得多。《日本书纪》载“（皇极女皇元年即公元642年）九月……癸酉，越边虾夷，数千内附。……冬十月，……甲午，飨虾夷于朝。”此事仅距上毛野君惨胜五年之隔，仍然有大量越国虾夷归附朝廷，可见越国的状况并没有受到陆奥的影响。北陆的阿倍臣所取得的成绩是可观的，但仍然无法与当年日本武尊的伟业相提并论。

从景行天皇后期到皇极女皇末年，前后的跨度大约将近三百年。然而，大和朝廷与虾夷人的边界仍然停留在日本武尊东征时的水平，甚至有所倒退。这停滞的三百年究竟是如何造成的？

崇神天皇时大和政权刚刚完成近畿的统一，统治阶级出于对土地和人口的贪婪以及对武功建树的追求，凭借着新生的活力开始向周边发动大规模扩张。大彦命的北陆征讨和日本武尊的东征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征夷只是这一系列开疆扩土行动的组成部分，参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征韩的急切心情就可以理解。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秦始皇平定中原六国后也并没有停止统一的脚步，秦军接连灭亡百越，战胜匈奴，建立了一个疆域前所未有广阔的大国。大和朝廷包括征夷在内的武力统一行动符合当时日本列岛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然而，东北环境相对于平原广泽的关东来说要缺乏吸引力得多，所以当大和控制了多贺这样的重要据点之后就不再热衷于开拓北疆了，转而采取守势。同时，朝鲜半岛的局势越来越引起朝廷的关注。从神功、应神时代起，大和朝廷就对半岛南部进行渗透，逐步控制了被称为任那的大片土地，天皇们对半岛霸权的欲望绝不亚于半岛三国。这从日本军队多次进出半岛，使节们接连不断的赶赴中国南朝乞求加封就可以看出。但是半岛就犹如一个泥潭，大和朝廷为此几乎花去了所有的精力，任那的获得又使得朝廷更加不愿处身世外，于是日本在朝鲜越陷越深。公元562年任那被新罗吞并，半岛局势变得对日本越来越不利。然而，朝廷仍然坚持着这种入不敷出的活动，丝毫没有放弃。公元663年日本还支援百济在白村江大战，结果败于唐罗联军，这之后日本也没有完全放弃半岛，他们和新罗从未友好过。总体上说，正是由于对朝鲜半岛经营的过多投入，使得大和朝廷对东北的开拓基本停滞，因为天皇已经力不从心。

直到大化改新为朝廷注入新的活力，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朝廷也可以动员更大的武力开拓疆土。同时大化改新也给日本朝局内部带来巨大的冲击，新旧两派势力角逐异常激烈。作为这种内部矛盾释放的途径，发动新的开疆措施自然成为合适的选择，在半岛扩展形势已经基本上无望的情况下，选择征夷作为新的突破口就非常自然了。因此“征夷”在停歇了三百年之后又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五、大化改新后取得的征夷成绩（645年到660年）

公元645年6月皇极女皇退位，7月孝德天皇登基，年号大化。从此开始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这之后大和朝廷颁布了大量改革法令，向东国和倭六县派遣国司和使者，命造田籍，校田亩，没收诸国武器，“录民无数”，废除部民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但是为了防范虾夷人的骚扰，在8月颁布的诏令中保留了邻近虾夷地的武装和原有统领制度。虽然经过反复的斗争，改革势力才取得胜利，大化改新还是大大加强了大和朝廷的力量。改新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对虾夷开拓的第二次高潮即将来临。

《日本书纪》载“（大化二年即公元646年）春正月虾夷亲附。……是岁，越国之鼠，昼夜相连，向东移去。……三年（公元647年）……造渟足栅，置栅户。老人等相谓之曰：‘数年鼠向东行，此造栅之兆乎！’……四年（公元648年）……治磐舟栅以备虾夷。遂选越与信浓之民，始置栅户。”

渟足栅在越后中部阿贺野川流域，磐舟栅在越后北部的村上一带。这两个栅户的建立标志着越国已成大和朝廷的囊中之物，将越国内领化的进程已经全面拉开。这是阿倍家在北陆和越后努力七十年的结果，以比较和平的方式将越后纳入了大和朝廷的版图。当然，越国虾夷仍然大量存在，但他们正从外国的夷人而逐步转变为本国的“俘囚”，即从粗虾夷转变为熟虾夷。越后也从此成为朝廷出兵东北日本海沿岸地区的重要基地。

公元654年孝德天皇驾崩，原皇极女皇复位，改称齐明女皇，定655年为元年。《日本书纪》载“（元年）秋七月，己巳朔己卯，于难波朝飨北虾夷九十九人（北，越）、东虾夷九十五人（东，陆奥）。仍授栅养虾夷九人、津刈虾夷六人，冠各二阶。……是岁，虾夷、隼人率众内属，诣阙朝献。”其中津刈在今青森县南津轻郡一带，他们受阶是朝廷势力远播的体现。这次大规模的朝飨、拜阶、内属和朝献活动很可能是礼节性的。从后来齐明女皇大修宫殿而引起民怨的行为来看，她确实是一位喜欢排场的天皇，造成那么大的场面一定非常和她的心意。同年，朝鲜半岛三国也有上百人前来进调。

又经过几年的筹备，北陆阿倍家的军事行动终于开启。《日本书纪》载“（齐明女皇四年即公元658年）夏四月，阿倍臣率船师一百八十艘伐虾夷，齶田、渟代二郡虾夷望怖乞降。于是敕军陈船于齶田浦，齶田虾夷恩荷进而誓曰：‘不为官军故持弓箭，但奴等性食肉故持。若为官军，以储弓矢，齶田浦神知矣。将清白心仕官朝矣。’仍授恩荷以小乙上，定渟代、津轻二郡郡领。遂于有间滨召聚渡岛虾夷等，大飨而归。……秋七月，辛巳朔甲申，虾夷二百余诣阙朝献。飨赐赡给，有加于常。仍授栅养虾夷二人位一阶，渟代郡大领沙尼具那小乙下（或所，云授位二阶，使检户口），少领宇婆左建武，勇建者二人位一阶。别赐沙尼具那等鮹旗二十头、鼓二面、弓矢二具、铠二领。授津轻郡大领马武大乙上，少领青蒜小乙下，勇建者二人位一阶。别赐马武等鮹旗二十头、鼓二面、弓矢二具、铠二领。授都岐沙罗栅造位二阶，判官位一阶。授渟足栅造大伴君稻积小乙下。又诏渟代郡大领沙尼具那，检覆虾夷户口与虏户口。……是岁，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讨肃慎，献生罴二、罴皮七十枚。”

图3、阿倍比罗夫

这是继日本武尊东征后，大和朝廷第一次派出的征夷大军。阿倍家的先辈早在崇峻二年就被派往北陆经略，至此已经七十年，而比罗夫也是当时日本著名的水军大将和外交名士。自从越后两栅建成之后，海上征夷的步伐就越走越快，到此时终于可以绕开朝日岳艰难的山路直取东北日本海沿岸了。齶田又作饱田，在今雄物川流域的秋田一带；渟代在今米代川流域的能代一带；津轻则是今青森县西部地区，有间滨当是今天那里的“七里长浜”，所谓渡岛虾夷即活动于津轻和北海道南部。阿倍比罗夫的这次征讨成功的收服了三郡，证明了从日本海上大规模调动军队的可行性。虽然日本自古以来利用船只外出征伐而取得成功的战例不在少数，但其漕运法战机战略的采用和海军的形态和精神都自此而起，所以事实上比罗夫应当被推为鼻祖而受到尊敬。得到大胜消息之后，天皇及中大兄王子格外喜悦，隆重加封三郡以及各栅的头人，赏赐了不少旗、鼓、弓矢和铠。恩荷、沙尼具那、马武等原虾夷人的头领成为朝廷制下的郡领，也表明大和对虾夷的政策是夷人治夷，给与他们一定的自治权。

这里提到了名字不同于先前设立渟足和磐舟两栅的都岐沙罗栅，这是一个疑问所在。过去日本学者们大多认为都岐沙罗栅是磐舟栅在虾夷语中的称呼，但是最近学者们经过反复的考察又得出了新的结论。他们认为都岐沙罗栅是除了前两个栅户的第三个栅，其地在今新泻县北部的中条町筑地，离磐舟栅所在的村上市岩船约15公里。这样既是说明当时在越后同时有着三个栅存在，而都岐沙罗栅可能是由虾夷人主持，设立于648年到658年之间。而在越后北部不大的范围内设立两个栅，则表现出朝廷对此区域的高度重视，同时这也可能与肃慎人的活动有关。如前所述，早在544年越国就曾经报告说有肃慎海盗在佐渡岛登岸，随后他们到达村上一带的濑波河活动。肃慎人的劫掠活动不但严重威胁着当地虾夷人和大和人的生活生产，也危及到了天皇和朝廷的威严。所以，被任命为越国守的阿倍比罗夫先设立栅户，随后又扫荡了这股深入到此的肃慎人，缴获生熊两只，熊皮七十张。这进一步说明越后已经被视为日本的领土。

《日本书纪》载“（齐明女皇五年即公元659年三月）甲午，甘梼丘东之川上，造须弥山，而飨陆奥与越虾夷。是月，遣阿倍臣率船师一百八十艘，讨虾夷国。阿倍臣简集饱田、渟代二郡虾夷二百四十一人，其虏三十一人，津轻郡虾夷一百二十人，其虏四人，胆振鉏（此云伊浮梨安陛）虾夷二十人于一所，而大飨赐禄。即以船一只与五色彩帛，祭彼地神。至肉入笼（此云之之梨古）时，问菟（此云塗毘宇）虾夷胆鹿岛、菟穗名（此云宇保那）二人进曰：‘可以后方羊蹄为政所焉。’（此云斯离蔽之，政所盖虾夷郡也）随胆鹿岛等语，遂置郡领而归。授道奥与越国司位各二阶，郡领与主政各一阶。或本云，阿倍引田臣比罗夫与肃慎战而归，献虏四十九人。”

胆振即今北海道南部的胆振厅；肉入笼和问菟的具体位置不明，但现在的学者一般推测为北海道南部某地；后方羊蹄就是现在的北海道后志厅，现厅府俱知安东南就有虾夷富士之称的羊蹄山，则问菟可能就是后志一带。阿倍比罗夫的第二次北征不但加强了对饱田、渟代、津轻三郡的控制，使其为自己服役，同时也将疆域一直拓展到北海道南部的渡岛（包括桧山）、胆振、后志三地，在那里也设置了郡领。当然，这三地也有相当大的自治权。随后，比罗夫又打击了“肃慎”即莫曳皆部的势力，位置大约在后志、胆振一带的沿海，再次取得胜利，并俘获49人。

《日本书纪》又载“（齐明女皇六年即公元660年）三月，遣阿倍臣率船二百艘，伐肃慎国。阿倍臣以陆奥虾夷，令乘己船，到大河侧。于是渡岛虾夷一千余，屯聚海畔，向河而营。营中二人进而急叫曰：‘肃慎船师多来将杀我等之故，愿欲济河而仕官矣。’阿倍臣遣船唤至两个虾夷，问贼隐所与其船数。两个虾夷便指隐所曰：‘船二十余艘。’即遣使唤，而不肯来。阿倍臣乃积彩帛、兵、铁等于海畔，而令贪嗜。肃慎乃陈船师，系羽于木，举而为旗。齐棹近来，停于浅处。从一船里出二老翁，回行，熟视所积彩帛等物。便换着单杉，各提布一端，乘船还去。俄而老翁更来，脱置换杉，并置提布，乘船而退。阿倍臣遣数船使唤，不肯来，复于弊赂弁岛。弊赂弁，渡岛之别也。食顷乞合。遂不肯听，据己栅战。于时，能登臣马身龙为敌被杀。犹战未倦之间，贼破，杀己妻子。夏五月……又，阿倍引田臣献夷五十余。又，于石上池边作须弥山，高如庙塔，以飨肃慎四十七人。”

这里记录的是阿倍比罗夫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征讨肃慎的活动，日本海军攻打一个较大的莫曳皆部据点。与比罗夫一同行动的陆奥虾夷应当是指饱田、渟代二郡。这个渡岛附近的据点所居住的显然不都是能够战斗的海盗，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老人。他们的生活并不充足，所以对于用来作诱饵的彩帛等还颇有兴趣。莫曳皆人的战斗力很强，不过二十余船就使得一千余渡岛虾夷畏惧不前。如果莫曳皆人的船只与比罗夫所率的船只规格相当，则这场战斗他们是以一敌十，凭借栅户的防守战斗相当激烈，并且讨死了能登臣马身龙。莫曳皆人殊死抵抗，最后宁可自杀也不愿投降，只有五十余人被俘。这次战役之后莫曳皆的海盗活动大大减弱，但是他们却并没有灭亡，此后还存在了至少数十年。由于“肃慎”即莫曳皆人抢夺的大多数地区都属于虾夷人领地，所以日本史籍上的记载很少，但是从这连续三年的讨伐来看，他们对当时日本北方沿海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这里附带说明，有不少日本学者借此认为，当时阿倍比罗夫率领的日本海军已经攻打到了满洲。这是毫无依据的，因为从他们所据的文献看，比罗夫的水军作战始终都在本州北部和北海道南部的日本海沿岸。他们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阿倍比罗夫从658年到660年的三年北征，收服了今秋田县中北部、青森县西部、北海道南部大片虾夷人领地，对于陆奥一带的虾夷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为日后大和朝廷全面攻略东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阿倍比罗夫在征夷事业上是足以与日本武尊等人相提并论的重要人物。661年7月，齐明女皇去世，中大兄王子素服称制。8月，由于日本盟友百济在唐罗联军强大武力下已危在旦夕，中大兄王子任命阿昙比逻夫为前将军，阿倍比罗夫为后将军，率领数百战船援救百济。663年3月，中大兄王子又派遣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和后将军阿倍比罗夫一起率二万七千名日军攻打新罗。然而8月唐军刘仁轨等率一百七十艘战船联合新罗军于白村江与百济日本联军决战，结果日军惨败，四百余战船被毁，百济就此灭亡。这也是包括中大兄王子、阿倍比罗夫在内很多日本人的终生遗憾。阿倍比罗夫回国后在筑紫担任太宰帅，镇守九州，后进位为大锦上，国人都以之为真正的日本男儿。他一生经历多次著名战役，三次击败虾夷和肃慎，后来败在如日中天的唐军手中。这也许是他战术指挥能力有限，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日本的国力实在不能与当时的唐朝相比。一艘日本战船无非是承载二十人的轻舟，而唐朝的战船的战斗力则要强大得多。尽管他不是一位不败的将军，但这也不能妨碍他是一代名将的事实。

六、虾夷偕朝（659年到707年）

早在阿倍比罗夫收服齶田、渟代、津轻三郡时，大和朝廷就欣喜万分，迫不及待的筹备着新一轮的遣唐使，这次他们将偕同内附的道奥熟虾夷一起前往长安，目的就是要显示日本也并非小国，也有自己的属国。

《日本书纪》载“（齐明女皇五年即公元659年）秋七月，丙子朔戊寅，遣小锦下阪合部连石布、大仙下津守连吉祥，使于唐国。仍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伊吉连博德书》曰：‘……天子在东京。三十日，……天子问曰：“此等虾夷国有何方？”使人谨答：“国有东北。”天子问曰：“虾夷几种？”使人谨答：“类有三种。远者名都加留，次者粗虾夷，近者名熟虾夷。今此熟虾夷。每岁，入贡本国之朝。”天子问曰：“其国有五榖？”使人谨答：“无之，食肉存活。”天子问曰：“国有屋舍？”使人谨答：“无之，深山之中，止住树本。”天子重曰：“朕见虾夷身面之异，极理喜怪。使人远来辛苦，退在馆里，更后相见。”……’《难波吉士男人书》曰：‘向大唐大使，触岛而覆。副使亲觐天子，奉示虾夷。于是虾夷以白鹿皮一、弓三、箭八十献于天子。’”

这次会见在中国史籍上失载，但应属确实，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切实得知虾夷人的存在。（《三国志》中的异面之人和七月取童女沉海的部族不能确知。）道奥虾夷内属大和朝廷已近三百年，所以天皇放心地让他们一同来朝，并进献虾夷特产。也可以从这则资料看到当时熟虾夷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善，仍然靠打猎为生，住山林间。

《新唐书》《日本传》载“天丰财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虾蛦亦居海岛中，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此事当在中大兄王子登基为天智天皇的下一年，即公元669年。这是大和朝廷又一次派遣虾夷人与使节一同到长安朝觐，虾夷人还在唐高宗面前表演了射术。

《日本书纪》载“（天智七年、登基元年即公元668年）秋七月……又越国献燃土与燃水。……又飨虾宜。……十年（公元671年）……八月……壬午，飨赐虾夷。……（天武天皇五年即公元676年）十一月……丁卯，新罗遣沙餐金卿平请政，并遣汲餐金好儒、弟监大舍金钦吉等进调。其送使奈末被珍那、副使奈末好福，送清平等于筑紫。是月，肃慎七人从清平等至之。……（天武天皇十一年即公元682年）三月……乙未，陆奥国虾夷二十二人，赐爵位。……夏四月……甲申，越虾夷伊高岐那等，请俘人七十户为一郡。乃听之。……（持统天皇二年即公元688年）冬十一月……己未，虾夷百九十余人，负荷调赋而累焉。……十二月，乙酉朔丙申，飨虾夷男女二百一十三人于飞鸟寺西槻下。仍授冠位，赐物各有差。”虾夷偕朝的同时，朝廷与虾夷人各部也处于一种相对平和的关系中，正在试图通过非武力的方式使得虾夷人归附。

《日本书纪》又载“三年（公元689年）春正月……丙辰，务大肆陆奥国优嗜昙郡城养虾夷脂利古男，麻吕与铁折，请剔鬓发为沙门。诏曰：‘麻吕等少而闲雅寡欲。遂至于此，蔬菜持戒。可随所请出家修道。’……壬戌……赐越虾夷沙门道信，佛像一躯，灌顶幡、钟、砵各一口，五色彩各五尺，绵五屯，布一十端，锹一十枚，鞍一具。……秋七月，壬子朔，付赐陆奥虾夷沙门自得所请金铜药师佛像、观世音菩萨像各一躯，钟、娑罗、宝帐、香炉、幡等物。……甲戌，赐越虾夷八钓鱼等。各有差。”

这里的陆奥国优嗜昙郡在今山形县南部的置赐一带，后来这一地区属于新建的出羽国。这条记载说明在689年之前山形南部就建立了城栅，属于越后地区三个栅户向北的推进。

此外，随着佛教传入日本发展起来，不但大量大和人接受了这种信仰，虾夷人也深受感慕，不少像脂利古的儿子麻吕和铁折那样陆奥和越的虾夷人都皈依了佛门。朝廷乐于给他们剃度，赏赐佛像和法器，这样虾夷人也随着佛教的传播融入日本的主流社会。随着寺庙在虾夷领地中的建立，朝廷在那里的势力也得到加强，对虾夷人的控制从肉体扩大到更深层的精神。

后“八年（公元694年）春正月……丁未，以务广肆等位，授大唐七人与肃慎二人。……十年（公元696年）……三月……甲寅，赐越度岛虾夷伊奈理武志与肃慎志良守叡草，锦袍裤、绯绀絁、斧等。”这也是《日本书纪》关于虾夷的最后记录。越度岛虾夷就是渡岛虾夷。

从660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间，由于半包围态势的顺利展开，朝廷兵不血刃的拓展着自己的力量。与虾夷人关系大为改善的同时，肃慎人的海盗行为也基本不再见到，676年、694年和696年的三次交往正是这种状况的体现。

《续日本纪》载“（文武天皇元年即公元697年）冬十月壬午，陆奥虾夷贡方物。……十二月庚辰，赐越后虾狄物，各有差。……二年（公元698年）……六月……壬寅越后国虾狄献方物。……冬十月……己酉，陆奥虾夷献方物。……十二月……丁未，令越后国修理石船栅。……三年（公元699年）……夏四月己酉，越后虾夷一百六人赐爵有差。……四年（公元700年）……二月……己亥，令越后、佐渡二国修营石船栅。……（大宝二年即公元702年）夏四月……壬子，令筑紫七国及越后国简点采女、兵卫，贡之。但陆奥国勿贡。”

从697年到702年，大和朝廷仍然和虾夷关系融洽。698年和700年两次命令修缮的石船栅正是648年建立的磐舟栅，该栅使用了近五十年，早已年久失修，故此借着和平的环境加以修营。从702年各国贡采女和兵卫的状况看，朝廷对于越后和陆奥还有所分别。公元701年《大宝律令》基本完成并部分实施，下一年全面实施。这是日本律令法典形成的标志，对于日本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律令制国家的形成使得大和朝廷国力大盛，这也必然影响到朝廷与虾夷人的关系。《旧唐书》载“其国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之国。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该记录反映的正是这个时期日本的情况，过去曾有学者认为所言的大山在关东，现在看来认为是东北的栗驹山更为合适。

七、出羽建国及陆奥强化（708年到722年）

公元708年，武藏国献和铜，表祥瑞，故元明女皇改庆云五年为和铜元年。《续日本纪》载“（和铜元年九月丙戌）越后国言建出羽郡，许之。”这个出羽郡已经在今山形县西部沿海的最上川口一带，可见大和朝廷的疆域扩展至此。但是这一行动立刻激起了虾夷人的反抗，和夷相睦的五十年终于结束。

《续日本纪》载“和铜二年（公元709年）……三月……壬戌，陆奥、越后二国虾夷野心难驯，屡害良民。于是遣使徵发远江、骏河、甲斐、信浓、上野、越前、越中等国，以左大辨巨势朝臣麻吕为陆奥镇东将军，民部大辅正五位下佐伯宿祢石汤为征越后虾夷将军，内藏头从五位下纪朝臣诸人为副将军，出两道征伐。因授节刀并军令。辛未，取海陆两道。……秋七月乙卯朔，以从五位上上毛野朝臣安麻吕为陆奥守。令诸国运输兵器于出羽栅，为征虾狄也。丁卯，令越前、越中、越后、佐渡四国船一百艘，送于征狄所。八月……戊申，征虾夷将军正五位下佐伯宿祢石汤、副将军从五位下纪朝臣诸人事毕，入朝，召见，特加优宠。……九月……乙丑，赐征狄将军等禄，各有差。”

和铜二年征夷行动的规模是空前的。3月，先征调七国的兵力分东海和北陆两路进击东北。随后又令上毛野安麻吕支援巨势麻吕，令各国向新建的出羽栅输送兵器和船只，以支援佐伯石汤和纪诸人。经过半年的奋力征剿，越后的虾夷于8月终于讨平，出羽栅得以稳固。到下一年4月以前，陆奥的虾夷也告平定，多贺城进一步保全。

《续日本纪》载“三年（公元710年）春正月壬子朔，天皇御大极殿受朝，隼人、虾夷等亦在列。左将军正五位上大伴宿祢旅人、副将军从五位下穗积朝臣老、右将军正五位下佐伯宿祢石汤、副将军从五位下小野朝臣马养，于皇城门外朱雀路东西，分头陈列骑兵，引隼人虾夷等而进。……丁卯，天皇御重阁门，赐宴文武百官并隼人、虾夷，奏诸方乐，从五位已上赐衣一袭。隼人、虾夷等亦授位赐禄，各有差。……夏四月……辛丑，陆奥虾夷等请赐君姓，同于编户。许之。”

和铜三年正是大和朝廷从藤原京迁都奈良平城京，奈良时代开启的第一年。平城京是仿造长安建造的，东西约4.2公里，南北约4.8公里，市内由通向南北的朱雀大道分成左右两京，都城的北部中央设有“内里”，为皇宫所在地，飞鸟地方的各个寺院也陆续迁到平城京。壮丽的平城京反映了中央集权早期封建国家的繁荣。前一年越后和陆奥虾夷征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朝廷为了彰显武功德化，第一次允许隼人和虾夷的代表参加元日朝贺，并给与赏赐。这预示着，奈良时代将是朝廷蓬勃发展，积极开拓的时代。

《续日本纪》载“（和铜五年即公元712年九月）己丑，太政官议奏曰：‘建国辟疆，武功所贵；设官抚民，文教所崇。其北道虾夷，远凭阻险，实纵狂心，屡骜边境。自官军雷击，凶贼雾消，狄部晏然，皇民无扰。诚望便乘时机，遂置一国，式树司宰，永镇百姓。’奏可之。于是始置出羽国。……冬十月丁酉朔，割陆奥国最上、置赐二郡隶出羽国焉。”

终于继四年前设立出羽郡（其辖地还包括今饱海、田川二郡）之后，又升格为出羽国，这标志着大和朝廷对东北已经志在必得。陆奥国的置赐郡应当就是689年提到的优嗜昙郡。最上郡则在今山形县东北，建立时间也和置赐郡相近。这两个郡包括了现在置赐、村山、最上三个郡的区域。由此，出羽国已经基本具备了今山形县（古代羽前）的大致地域，它取代了越后，成为继陆奥之后又一个征夷的前线基地。

《续日本纪》载“六年（公元713年）……十二月辛卯，新建陆奥国丹取郡。……（七年即公元714年二月）辛丑，始令出羽国养蚕。……冬十月……丙辰，敕割尾张、上野、信浓、越后等国民二百户，配出羽栅户。……灵龟元年（公元715年）春正月甲申朔，天皇御大极殿，受朝。皇太子始加礼服拜朝。陆奥、出羽虾夷，并南屿奄美、夜久、度感、信觉、球美等来朝，各贡方物。……戊戌，虾夷及南屿七十七人，授位有差。……五月……庚戌，移相模、上总、常陆、上野、武藏、下野六国富民千户，配陆奥焉。……冬十月……丁丑，陆奥虾夷第三等邑良志别君宇苏弥奈等言：‘亲族死亡，子孙数人，常恐被狄徒抄略乎。请于香河村造建郡家，为编户民，永保安堵。’又虾夷须贺君古麻比留等言：‘先祖以来，贡献昆布，常采此地，年时不阙。今国府郭下，相去道远，往来累旬，甚多辛苦。请于閇村，便建郡家，同百姓，共率亲族，永不阙贡。’并许之。”

丹取郡在今宫城县古川市、玉造郡一带，志别在宫城县北栗原一带，须贺君大约在气仙沼一带。建立出羽之后，大和朝廷大量迁内地居民到陆奥、出羽充实边境，如按一户五口计，尾张、上野、信浓、越后、相模、上总、常陆、武藏、下野九国在两年内已经累计移民东北六千余人。这样大规模的移民以后数十年还在不断继续着。同时，朝廷的势力迅速向多贺城以北的区域扩张，也伴随着部分虾夷人的归附。到715年底为止，黑川以北的十郡基本建成，它们是牡鹿、小田、新田、长冈、志太、玉造、富田、色麻、贺美和黑川。今宫城县北部的仙台平野已经基本落入大和之手，陆奥国的范围又扩大不少。此外，715年的元日朝贺又有虾夷和隼人参加，这是奈良时代以来的第二次，这种让蛮夷在元日献礼而彰显国威的做法正慢慢地成为一种制度，也许它并非那么的华而不实。

《续日本纪》载“灵龟二年（公元716年）……九月……乙未，从三位中纳言巨势朝臣麻吕言：‘建出羽国已经数年，吏少民稀，狄徒未驯，其地膏腴，田野广宽。请令随近国民迁于出羽国，教喻狂狄，兼保地利。’许之。因以陆奥置赐、最上二郡及信浓、上野、越前、越后四国百姓各百户隶出羽国焉。……养老元年（公元717年）春正月……己未，中纳言从三位巨势朝臣麻吕薨。……二月……丁酉，以信浓、上野、越前、越后百姓各一百户，配出羽栅户焉。”

当年的陆奥镇东将军巨势麻吕，累迁至中纳言之职，他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奥羽虾夷开拓之事，建言调邻国百姓充实出羽国，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是，朝廷两次共调800户约四千口增强出羽栅，这与和铜六年至灵龟元年的迁民实边是一致的。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一方面固然是大和朝廷的拓边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大和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的必然结果，因此后来移民中出现了大量浮浪人。所以这种边扩土边移民的局面贯穿了征夷的整个过程。依靠移民实边政策，大和国家逐步稳固了对虾夷领土的开拓，逐渐将征服的虾夷领土本土化。既加强了边地的守备，又为新的拓边提供了前进基地以及人力和物质的支持。

《续日本纪》载“（养老二年即公元718年五月）乙未，割越前国之羽咋、能登、凤至、珠洲四郡，始置能登国。割上总国之平群、安房、朝夷、长狭四郡，置安房国。割陆奥国之石城、标叶、行方、宇太、亘理、菊多六郡，置石城国。割白河、石背、会津、安积、信夫五郡，置石背国。割常陆国多珂郡之乡二百一十烟，名曰菊多郡，属石背（案：误，当作石城）国焉。……三年（公元719年）……秋七月……丙申，迁东海、东山、北陆三道民二百户，配出羽栅焉。……四年（公元720年）春正月……丙子，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

石城国在今福岛县东部并分别向南北再延伸一段，石背国则在福岛县西部。从陆奥分出这两国是因为陆奥不断向东北延伸，所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大，为加强当地的朝廷势力而设立。但是后来的情况表明其效果并不理想，所以没过几年又相应撤去。养老三年再次充实出羽栅户口，已累计配出羽栅一千二百户，陆奥国一千户。

720年诸君鞍男一行前往“靺鞨”，这曾被认为是日本与渤海国建交之始。但是，日本古代文献中的“靺鞨”与“肃慎”训读相同，而在《类聚国史》中靺鞨与渤海分别归在不同的类中。由此可知，这里的“靺鞨”实际上是肃慎，也就是在北海道中北部的莫曳皆部，这从诸君鞍男是渡岛、津轻的官员即可看出端倪。这是继696年赐肃慎爵位之后又一次交往的记录。应当注意到，这次诸君鞍男的活动有窥探国情即间谍行为的嫌疑，其大背景是大和朝廷已经在出羽立稳脚跟，即将与北部六郡直接相接。当时朝廷可能就已经把莫曳皆人的领地当作吞灭虾夷人之后的又一个目标，至于后来是否有切实的军事行动则是另外一回事。

《续日本纪》载“（养老四年九月）丁丑，陆奥国奏言：‘虾夷反乱，杀按察使正五位上上毛野朝臣广人。’戊寅，以播磨按察使正四位下多治比真人县守为持节征夷将军，左京亮从五位下下毛野朝臣石代为副将军，军监三人，军曹二人，以从五位下阿倍朝臣骏河为持节镇狄将军，军监二人，军曹二人。即日授节刀。……五年（公元721年）……夏四月……乙酉，征夷将军正四位上多治比真人县守、镇狄将军从五位上阿倍朝臣骏河等还归。……六月乙酉，……诏曰：‘朕之肱股，民之父母，独在按察，寄重务杂，与群臣异。加禄一倍，便以当土物，准度给之。又陆奥筑紫，边塞之民，数过烟尘，疚劳戎役，加以父子死亡，室家离散。言念于此，深以矜怀。’……八月……癸巳……出羽隶陆奥按察。……六年（公元722年）……夏四月丙戌，征讨陆奥虾夷、大隅萨摩隼人等将军已下，及有功虾夷并译语人，授勋位，各有差。……八月……丁卯，令诸国司简点栅户一千人，配陆奥镇所焉。”

720年陆奥虾夷暴动，杀死按察使上毛野广人，此事震动朝野。多治比县守任征夷将军，和镇狄将军阿倍骏河一同前往征剿。多治比县守利用部分倾和的虾夷人配合，平定了暴动。战争的具体过程并不清楚，但为时仅半年，推断并非十分激烈。722年，他们和征讨隼人获胜的将领一起受到嘉奖。这次暴动虽然平息，但是却引起朝廷对于按察使和边民待遇的反思。按察使的职位相当重要，过去他们承担了极多的事务，却得不到足够的官阶和俸禄，所以每每力不从心，尤其是奥羽和筑紫的按察使更有生命危险。故此，721年六月和722年闰四月，太政官两次进言，希望改善按察使的待遇，提高官阶，并减免边民劳役赋税，加以体恤。朝廷均加以恩准，并将出羽也隶属于陆奥按察使之下，赋予其教喻百姓、操练兵勇的大权。可以说陆奥按察使实际上已经兼具军政权力于一身，成为类似罗马行省总督那样总制一方的角色，当然这样的调整实际上也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可以更加有效的行使镇戍边疆的职能。这样调整之后，奥羽按察使等成为常设的征夷核心人物，也使他们成为虾夷人憎恨的中心。从此，这个职位变得越加惊险。722年八月增调一千栅户即屯田兵往陆奥，也许就是出于保障安全的考虑。

八、大野东人的功绩及其他（723年到740年）

《续日本纪》载“（养老七年即公元723年二月）戊申，常陆国那贺郡大领外正七位上治部直荒山以私榖三千斛献陆奥国镇所，授外从五位下。……九月……己卯，出羽国司正六位上多治比真人家主言：‘虾夷等总五十二人，功效已显，酬赏未沾，仰头引领，久望天恩。伏惟芳饵之末，必系深渊之鱼，重禄之下，必致忠节之臣。今夷狄愚暗，始趋奔命，久不抚慰，恐二解散。仍具状请哉。’有敕。随彼勋绩，并加赏爵。”这是多治比县守征夷之后，朝廷对虾夷人的一次施恩，试图缓解仍旧紧张万分的和夷关系，或者至少可以起到从内部分化虾夷人的作用。然而，神龟元年二月元正女皇刚传位于圣武天皇，三月虾夷就发生了暴动。

《续日本纪》载“（神龟元年即公元724年二月）乙卯，陆奥国镇守军卒等，愿除己本籍，便贯比部，率父母妻子，共同生业。许之。……三月……甲申……陆奥国言：‘海道虾夷反，杀大掾从六位上佐伯宿祢见屋麻吕。夏四月……壬辰，陆奥国大掾佐伯宿祢见屋麻吕赠从五位下，赙絁十一匹、布二十端、田四町。为其死事也。丙申，以式部卿正四位上藤原朝臣宇合为持节大将军，宫内大辅从五位上高桥朝臣安麻吕为副将军，判官八人，主典八人。为征海道虾夷也。癸卯，教坂东九国军三万人，教习骑射，试练军陈。运采帛二百匹、絁一千匹、绵六千屯、布一万端于陆奥镇所。……五月……壬午，从五位上小野朝臣牛养为镇狄将军，令镇出羽虾狄。军监二人，军曹二人。……十一月……辛未，遣内舍人于近江国，慰劳持节大使藤原朝臣宇合。……乙酉，征夷持节大使正四位上藤原朝臣宇合、镇狄将军从五位上小野朝臣牛养等来归。……二年（公元725年）……闰正月己丑，囚俘百四十四人配于伊豫国，五百七十八人配于筑紫，十五人配于和泉，监焉。……丁未，天皇临朝。诏叙征夷将军已下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勋位，各有差。授正四位上藤原朝臣宇合从三位、勋二等，从五位上大野朝臣东人从四位下、勋四等，从五位上高桥朝臣安麻吕正五位下、勋五等，从五位下中臣朝臣广见从五位上、勋五等。从七位下后部王越、正八位上佐伯宿祢首麻吕、五百原君虫麻吕、从七位下君子龙麻吕、从八位上出部直佩刀、少初位上纪朝臣牟良自、正八位上田边史难波、从六位下坂下朝臣宇头麻佐、外从六位上丸子大国、外从八位上国觅忌寸胜麻吕等一十人，并勋六等，赐田二町。”

另，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年）十二月一日所立的多贺城碑文，载“多贺城，京去一千五百里，虾夷国界去一百二十里，常陆国界去四百十二里，下野国界去二百七十四里，靺鞨国界去三千里。此城神龟元年岁次甲子，按察使兼镇守将军从四位上、勋四等大野朝臣东人所置也。天平宝字六年岁次壬寅，参议东海东山节度使从四位上仁部省卿兼按察使、镇守将军藤原惠美朝臣朝狩修造也。”

综合以上相关史料，我们可以看到724年的这场征夷规模是空前的。724年初，陆奥的形势已经极度恶化，所以按察使大野东人请求让数年来调往陆奥的镇守士兵协同家属一起守边，同时还加紧将多贺栅扩建为多贺城。然而，大野东人的准备还没有完成时，今宫城县东部桃生、牡鹿、气仙沼的虾夷（所谓的海道虾夷）就大举攻打陆奥，并将陆奥大掾佐伯见屋麻吕杀死。大野东人明白，事到如今已经不可能只凭借奥羽的力量平息暴乱，于是他立刻向朝廷请援。此事即刻引起重视，四月朝廷先抚恤了佐伯见屋麻吕，随后就派遣藤原宇合率重兵赶赴陆奥。又汇聚关东九国三万士兵举行军事演练，一同征夷；并调集大量帛、絁、绵、布送往陆奥前线，慰劳当地镇守将士。五月，又派小朝牛养支持出羽的多治比家主，平定出羽波及的虾夷骚动。在部分归顺朝廷的虾夷部落配合下，经过半年的激战，藤原宇合、小朝牛养大获全胜，仅配往伊豫、筑紫、和泉的囚俘就达到737人。大野东人也得以筑成多贺城，大大加强了陆奥国府的防御能力，稳固了东北。所以，天皇于神龟二年初就佳赏有功人员达1696人之多，这样大的数字也是过去从来没有的。

神龟元年的这场大战，使得仙台平野的虾夷力量基本耗尽，这之后大和朝廷开始向奥羽的更深处开拓。藤原宇合、大野东人的攻略也许可算作是征夷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吧。

《续日本纪》载“（神龟）五年（公元728年）……夏四月……丁丑，陆奥国请新置白河军团，又改丹取军团为玉作团。并许之。……天平元年（公元729年）……九月……辛丑，陆奥镇守将军从四位下大野朝臣东人等言：‘在镇兵人勤功可禄，请授官位，劝其后人。’敕：‘宜一列三十人各进二级，二列七十四人各一级，三列九十六人各给常布。’……二年（公元730年）春正月……辛亥，陆奥国言：‘部下田夷村虾夷等，永悛贼心，既从教喻。请建郡家于田夷村，同为百姓者。’许之。”

奈良时代的“军团”是开始于律令制国家的军队、警察机构，归中央的兵部省管辖。新设白河军团并改制玉作军团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陆奥的防卫和治安，这只是大野东人长期计划的一部分。729年大野东人请求朝廷嘉奖有功人员，进一步巩固边地的军心。田夷郡（或有学者认为这就是远田郡）的建立也是大势所趋，现在陆奥开拓应当走得更远。

此外，公元727年渤海国第一次向日本派遣使节，试图建立友好关系，为自身在东北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以高仁义、高齐德等为首的使节团在出羽登陆，他们遭到当地虾夷人袭击，二十四人中包括宁远将军高仁义在内的十六人被杀害，仅首领高齐德等八人幸免于难而入京。大和朝廷对渤海国的来访非常重视，隆重接待，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之后希望他们从越后一带登陆，不过仍然多次发生渤海使者在出羽遇害的事件。当然，大和朝廷是别有用心的，半岛三国只剩下新罗，要想和新罗争衡必然联合其北邻渤海国，这样才能形成夹击之势。到后来，日本又试图逼迫渤海承认自己是高句丽的后人，要他们效仿高句丽向日本称臣，不过这点渤海国始终不予配合，大和朝廷总是一厢情愿。日渤两国的外事往来持续了一百多年。

《续日本纪》载“（天平五年即公元733年）十二月己未，出羽栅移置于秋田村高清水冈。又于雄胜村建郡居民焉。”

这条短短的记录却有着深刻的意义。658年到660年阿倍比罗夫收服饱田、渟代、津轻、渡岛、胆振、后志六郡，虽然他们均由当地虾夷人自治，但终究已可算作日本的领土。然而此时大和朝廷在东北还只停留在置赐、多贺一带，实际上无法从陆路到达六郡，即那里只是由海路联系着的“飞地”。708年出羽郡设立，712年出羽国建立，但由于今秋田县南部地区仍然是虾夷人的领域，飞地的状况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而733年出羽栅从最上川口北迁至高清水冈，则意味着今秋田县南部也被大和朝廷纳入控制范围之内，从而将出羽国与北方六郡连成一片，后来在秋田南部建立了河边郡。而雄胜郡的建立又大大充实了出羽接近多贺城的区域，为日后大野东人努力打通陆奥和出羽之间的通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一块奥羽一体的重要基石。

从708年出羽建郡至此，25年多的经略终于使出羽国基本形成规模，成为大和朝廷征夷事业可以依赖的突出根基。出羽国府迁至秋田后，出羽国司便常以秋田城介指称，由此可见出羽北迁的深远影响。伴随着出羽国的蓬勃发展，陆奥也逐渐巩固了仙台平野，对虾夷人的战争已经从国战转变为平乱。

《续日本纪》载“（天平八年即公元736年夏四月）戊寅，赐陆奥、出羽二国有功郡司及囚俘二十七人爵，各有差。……九年（公元737年）春正月……丙申，先是，陆奥按察使大野朝臣东人等言：‘从陆奥国达出羽栅，道经男胜，行程迂远。请征男胜村，以通直路。’于是，诏持节大使兵部卿从三位藤原朝臣麻吕、副使正五位上佐伯宿祢丰人、常陆守从五位上勋六等坂本朝臣宇头麻吕佐等，发遣陆奥国，判官四人，主典四人。……夏四月……戊午，遣陆奥持节大使从三位藤原朝臣麻吕等言：‘以去二月十九日到多贺栅，与镇守将军从四位上大野朝臣东人共平章。且追常陆、上总、下总、武藏、上野、下野等六国骑兵总一千人，开山海两道。夷狄等咸怀疑惧，仍差田夷远田郡领外从七位上远田君雄人。遣海道，差归服狄和我君计安垒。遣山道，并以使旨慰喻镇抚之。仍抽勇健一百九十六人委将军东人，四百五十九人分配玉造等五栅，麻吕等帅所余三百四十五人镇多贺栅。遣副使从五位上坂本朝臣宇头麻佐镇玉造栅，判官正六位上大伴宿祢美浓麻吕镇新田栅，国大掾正七位下日下部宿祢大麻吕镇牡鹿栅，自余诸栅各依旧镇守。二十五日，将军东人从多贺栅发。四月一日，帅使下判官从七位上纪朝臣武良士等，及所委骑兵一百九十六人、镇兵四百九十九人、当国兵五千人、归服狄俘二百四十九人，从部内色麻栅发。即日到出羽国大室驿。出羽国守正六位下田边史难破将部内兵五百人、归服狄一百四十人，在此驿相待以三日。与将军东人共入贼地，且开道而行。但贼地雪深，马独难得。所以雪消草生，方始发遣。同月十一日，将军东人回至多贺栅，自导新开通道总一百六十里，或克石伐树，或填涧疏峰。从贺美郡至出羽国最上郡玉野八十里，虽总是山野，形势险阻，而人马往还无大艰难。从玉野至贼地比罗保许山八十里，地势平坦，无有危险。狄俘等曰：“从比罗保许山至雄胜村五十余里，其间平，唯有两河，每至水涨，必用船渡。”四月四日，军屯贼地比罗保许山。先是，田边难波状称：“雄胜村俘长等三人来降，拜首云：‘承闻官军欲入我村，不胜危惧。故来请降者。’”东人曰：“夫狄俘者甚多奸谋，其言无恒，不可辄信。而重有归顺之语，仍共平章。”难波议曰：“发兵入贼地者，为教喻狄俘筑城居民，非必穷兵残害归服。若不许其请，凌厌直进者，俘等惧怨，遁走山野。劳多功少，恐非上策。不如示官军之威，从此而返。然后，难破训以服顺，怀以宽恩。然则城郭易守，人民永安者也。”东人以为然矣。又东人本计：“早入贼地，耕种贮榖，省运粮费。而今春大雪倍于旧年，由是不得早入耕种，天时如此，已违元意。其唯营造城郭一朝可成，而守城以人，存人以食。耕种失候，将何取给？且夫兵者，见利则为，无利则止。所以引军而旋，方待后年始作城郭。但为东人自入贼地，奏请将军镇多贺栅。今新道既通，地形亲视，至于后年，虽不自入可以成事者。”臣麻吕等愚昧，不明事机。但东人久将边要，鲜谋不中，以亲临贼境，察其形势，深思远虑，量定如此。谨录事状，伏听敕裁。但今间无事，时属农作，所发军士且放且奏。’”

这是《续日本纪》中少有的长篇叙事书文，详细讲述了737年大野东人打开陆奥、出羽通道的过程。正月，藤原麻吕被任命为持节大使，于二月十九带领关东的一千骑兵到达多贺。此后，分兵加强多贺、玉造、新田、牡鹿等重镇的防守。后大野东人从多贺到色麻，率领步骑囚俘近六千人进入出羽国大室驿，与田边难波会合。大军开山修路，导通了一百六十里的道路，从多贺至贺美、最上郡的玉野，再到比罗保许山、到雄胜。在田边难波建议下，大野东人将对虾夷人的策略由压制转变为和睦。因为大雪和虾夷人的表面臣服，大野东人决定暂停修筑雄胜城，率军返回多贺。大野东人认为因无法及时耕种粮食，解决士兵的粮草问题，所以不宜立刻建城，而应当等到在虾夷人领地内种植了谷物之后才进军。于是，藤原麻吕禀报朝廷，返回都城。上引文已颇详尽，此不复赘言。虽然这次征伐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是藤原麻吕，但他一概听从大野东人的建议，所以事实上的主角还是东人。后来在738年有虾夷囚俘115人迁往摄津，62人迁到筑后。这大约也是这次军事行动的成绩吧。

图4、打开奥羽通道

另外，从8世纪初到9世纪中期，大和朝廷在奥羽大规模建设驿路，将各个据点逐渐连接起来。大野东人在737年的这次道路开辟也是这个宏伟计划中的一环，对于使陆奥和出羽结合起来共同征服虾夷有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的讨论这个问题已远远超出本文的范围，详情可以参考中村太一的《陆奥、出羽地域的古代驿路及其变迁》。

藤原麻吕一行此后便返回都城，不料却因此丧命。《续日本纪》载“六月……丙寅，中纳言正二位多治比真人县守薨。……秋七月……乙酉，参议兵部卿从三位藤原朝臣麻吕薨。……八月……参议式部卿兼太宰帅正三位藤原朝臣宇合薨。”这就是天平九年那场天花的结果，朝臣和百姓多有死亡，九州到本州包括都城都一片萧条。多治比县守、藤原宇合及藤原麻吕都是曾经征过夷的大臣，也都在这年去世。藤原家武智麻吕、房前也都去世，藤原的势力一下跌到了谷底。起初，由于藤原氏的势力，藤原宇合之子广嗣在父亲患天花死后第二个月就由从六位上连升三级到从五位下，天平十年（公元738）四月荣升式部少辅兼大养德守。但广嗣同年十二月就遭到橘氏排挤被降为太宰少贰，理由是他为人凶恶、奸诈。而有趣的是天平十一年（公元739年）四月接替广嗣成为大养德守的正是曾和广嗣的父亲宇合一同征过夷的大野东人。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藤原广嗣在九州掀起叛乱，广嗣军集于筑紫。朝廷立刻以大野东人为征西大将军，派其前往剿灭。此时，这位当年的陆奥按察使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战将。东人之父果安在壬申之乱中就非常活跃，东人也一定是因为遗传了父亲的武勇而被派往陆奥与虾夷会战，此刻又征剿藤原广嗣的。十月九日，广嗣率一万军队到达板柜川准备与大野东人决战。东人展开宣传攻势，大批判军投降。交战时叛军也缺乏战斗力，很快崩溃。广嗣试图逃往朝鲜半岛，但遇台风而不成，后被俘遭杀害。由此，大野东人更立一功，被升为从三位平城京留守，两年后去世。

虽然大野东人有着骄人的战功，和藤原家族也有着奇怪的渊源（如宇合、麻吕、广嗣），不过我们所关心的仍然是他在征夷史上的作用。720年前任陆奥按察使上毛野广人被杀，此后大野东人开始担任职权强化后的按察使一职。东人724年修筑多贺城，协助藤原宇合平定虾夷暴乱，728年新设白河军团，改丹取军团为玉造团，737年又开辟奥羽通道，其间多次增设新郡，向朝廷奏请嘉赏归服的虾夷头人，直到739年被调入京。大野东人在陆奥经营，前后不到二十年，但是对于整个东北的形势有了相当正确地把握，对于朝廷制定征服虾夷的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他没有像征讨北陆的大彦命、东征的日本武尊和北征的阿倍比罗夫那样将大片领土纳入大和版图，但是他也是不可忽视的人物，前三人如果是创业者的话，那么他就是守成有功的第一人。

九、圣武后期与孝谦、淳仁时期（741年到770年）

从737年奥羽通道开辟之后十余年间，东北基本无事。只是天平十三年（公元741年）朝廷颁下修建国分寺的诏书，后来在宫城郡的木下创办了陆奥国分寺。天平十八年（公元746年）任命了百济王敬福为陆奥守，此时恢复了各国的兵士，陆奥国共有六军合六千人。

《续日本纪》载“天平二十一年（公元749年）二月丁巳，陆奥国始贡黄金。于是，奉币以告畿内七道诸社。……夏四月甲午朔，天皇幸东大寺，御卢舍那佛像前殿，北面对像，皇后太子并侍焉。群臣百寮，及士庶分头，行列殿后。……丁未……改天平二十一年为天平咸宝元年。……乙卯，陆奥守从三位百济王敬福贡黄金九百两。”

749年陆奥国出产黄金被看作一件大事，出产地是在小田郡，这里的“两”是14克的小两，则900两便是12.6千克。圣武天皇高兴万分，举行隆重的献金仪式，到东大寺向佛祖祷告膜拜，参加仪式的人员从朝廷官员到市民代表。这种盛况是空前的，此前还从来没有为了地方上进献的方物而如此排场的。仪式后天皇就改元为天平感宝，陆奥守百济王敬福也很快获得荣升。也是在这一年，圣武天皇禅位于孝谦女皇，再次改元为天平胜宝。陆奥出产黄金更激起大和朝廷对虾夷人领地的强烈欲望。

《续日本纪》载“（天平胜宝四年即公元752年）二月丙寅，陆奥国调庸者，多贺以北诸郡，令输黄金，其法正丁四人一两。以南诸郡，依旧输布。”之后陆奥的金矿就成为当地的产业，因为这是日本早期的金矿，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当年，又为东大寺的大佛举行了开眼供养，将卢舍那佛镀上陆奥贡金。

《续日本纪》载“（天平胜宝五年即公元753年）六月丁丑……陆奥国牡鹿郡人外正六位下丸子牛麻吕、正七位上丸子丰岛等二十四人，赐牡鹿连姓。……八月癸巳，陆奥国人大初位下丸子岛足赐牡鹿连姓。”

牡鹿的丸子一门是在724年大征讨中为朝廷立过功劳的虾夷人首领家族成员，725年曾经受到嘉奖。近三十年后，他们被赐予牡鹿的苗字，并配得八色姓之一的“连”。这标志着丸子暨牡鹿家族已经从虾夷人融入大和，他们真正的成为朝廷的臣下。

《续日本纪》载“（天平宝字元年即公元757年）夏四月辛巳……其有不孝不恭不友不顺者，宜配陆奥国桃生、出羽国小胜，以清风俗，亦捍边防。”桃生在今宫城县东沿海部；小胜又作雄胜、男胜，就在出羽与陆奥之间。经过二十年，朝廷终于寻找到了建立雄胜和桃生两城的良好时机，这场筑城计划就从将那里制定为流配地开始。

《续日本纪》载“（天平宝字二年即公元758年冬十月甲子）发陆奥国浮浪人，造桃生城，既而复其调庸，便即占着，又浮宕之徒贯为栅户。……十二月丙午，征发坂东骑兵、镇兵、役夫及夷俘等，造桃生城、小胜栅。五道俱入，并就功役。”

淳仁天皇做事立竿见影，继上一年酝酿大计之后近一年半，就动员陆奥无业的浮浪人、关东各国的军士和役夫、俘囚等大举筑城。这支庞大的筑城军团从次年初到达目的地后立刻开动，他们放弃本地的生业，将自己的心血洒在陆奥和出羽的土地上，是日本开辟东北的众多平民英雄。

《续日本纪》载“（天平宝字三年即公元759年秋七月）庚辰，左京人中臣朝臣楫取诈造敕书，诖误民庶，配出羽国栅户。”这显然是响应757年所颁发的流配令，出身贵族的中臣楫取成为该诏令下达后《续日本纪》所记载配往出羽的第一例。从此，中臣氏的一支也在出羽定居。

《续日本纪》载“（天平宝字三年九月）己丑，敕：‘造陆奥国桃生城、出羽国雄胜城，所役郡司、军毅、镇兵、马子，合八千一百八十人。从去春月至于秋季，既离乡土，不顾产业。朕每念兹，情深矜悯，宜免今年所负人身举税。’始置出羽国雄胜、平鹿二郡，玉野、避翼、平戈、横河、雄胜、助河，并陆奥国岭基等驿家。庚寅，迁坂东八国并越前、能登、越后等四国浮浪人二千人，以为雄胜栅户。及割留相模、上总、下总、常陆、上野、武藏、下野等七国处，送军士器仗，以贮雄胜、桃生二城。……十一月……辛未，敕：‘坂东八国、陆奥国若有急速索援军者，国别差发二千已下兵，择国司精干者一人，押领速相救援。’”

朝廷为了安抚已经背井离乡修筑桃生、雄胜二城的八千余人，免除他们的税收，让他们安心修筑工事。雄胜和平鹿都在今秋田县东南部，是从山形县、宫城县到秋田县的交通要道。在城栅即将完成之际，为出羽国设置雄胜、平鹿二郡，划分区域和户口，这也是循序渐进的表现。为了充实雄胜栅的力量，调集大量浮浪人贯籍为栅户，配民实边的做法早在出羽国初建时就适用于奥羽两国。同时，为了加强当地的军事力量，调集军士、器械，并规定了陆奥有二千士兵的紧急调用权，这是为了防止有虾夷人破坏正在修筑的城池。从后面有军功嘉奖看，确实发生了小规模的战事，但朝廷的军队击退了前来袭击的虾夷人，终于完成了这项规模浩大的计划。

《续日本纪》载“（天平宝字四年即公元760年春正月）丙寅……敕曰：‘尽命事君，忠臣至节，随劳酬赏，圣主格言。昔先帝数降明诏，造雄胜城，其事难成，前将既困。然今陆奥国按察使兼镇守将军正五位下藤原惠美朝臣朝狩等，教导荒夷，驯从皇化，不劳一战，造成既举。又于陆奥国牡鹿郡，跨大河凌峻岭，作桃生栅。夺贼肝胆，眷言惟续。理应褒升，宜擢朝狩，特授从四位下。陆奥介兼镇守副将军从五位上百济朝臣足人、出羽守从五位下小野朝臣竹良、出羽介正六位上百济王三忠，并进一阶。镇守军监正六位上葛井连立足、出羽掾正六位上玉作金弓，并授外从五位下。镇守军监从六位上大伴宿祢益立，不辞艰苦，自有再征之劳。镇守军曹从八位上韩袁哲弗难杀身，已有先入之勇。并进三阶。自余从军国郡司军毅，并进二阶。但正六位上别给正税二千束。其军士虾夷俘囚有功者，按察使简之奏闻。’”

从筹划酝酿到实施，一直到最终的完成，修筑桃生和雄胜二城的工程，历经两年半多之久。最终完成时，朝廷万分欣慰，将以陆奥按察使藤原惠美朝狩为首的众多功臣分别嘉赏，同时也嘉赏了其间和虾夷人争夺土地、抵御虾夷人破坏而立有显赫战功的军官和军士。这是对于整个计划的总结，也是在东北开拓新计划的开端。

《续日本纪》载“（天平宝字四年）冬十月癸酉，陆奥栅户百姓等言：‘远离乡关，傍无亲情，吉凶不相问，缓急不相救。伏乞本居父母兄弟妻子，同贯栅户，庶蒙安堵。’许之。……十二月……戊寅，药师寺僧茎远，俗名山村臣伎婆都，与同寺僧范曜博戏争道，遂杀范曜。还俗，配陆奥国桃生栅户。”

朝廷一贯的做法仍旧延续，先调遣部分丁勇当城栅充当栅户，然后再将他们的家属也迁往当地充实边地。其实这些所谓的“栅户百姓等言”很多都是当地官员捏造的，目的是以此为借口强迁内地人口到奥羽一带生活。这种政策自然是残酷的，违反了儒家的道德理念，但是也是在特殊环境下所必需采取的手段。相比之下，发配山村臣伎婆都这样的杀人犯等充边就符合人们伦理得多。在那个时期，仅被送往雄胜充当栅户的官奴就有233人，女卑277人。由此可见朝廷通过增加栅户来强化东北势力的决心。

《续日本纪》载“（天平宝字六年即公元762年八月）乙丑，陆奥国疫，赈给之。……十二月乙巳朔……藤原惠美朝臣朝狩……为参议。……闰十二月……丁亥，配乞索儿一百人于陆奥国，使即占著。”

从760年以来，原镇守军监大伴益立屡有升迁，761年任为镇守副将军，762年又兼任陆奥介，成为陆奥重要的人物。而按察使藤原惠美朝狩则一心进行城建，继760年修成桃生、雄胜二栅之后，他便致力于扩建多贺城。虽然天平宝字六年陆奥国有瘟疫，他还是在年底完成了多贺的第二期工程，并树立多贺城碑。朝廷为了嘉奖朝狩，升其为参议，调入都城任职，他的按察使之职由藤原田麻吕于下一年接任。此后朝廷又配乞索儿100人充实陆奥。

图5、多贺城碑

藤原惠美朝狩并没有什么战功，但是他却继承了大野东人的事业。东人于724年修成多贺城，38年后朝狩加强之；东人于737年亲自勘察了雄胜地区，22年后朝狩则正式建成雄胜栅。朝狩在陆奥按察使任上的时间不长，却立下了桃生、雄胜、多贺三座“纪念碑”，这也是时势造英雄吧。

天平宝字八年（公元764年）藤原惠美押胜（仲麻吕）因孝谦上皇宠信道镜而失势起兵，想夺回权势，但事败被斩。他所拥立的淳仁天皇被废，流放至淡路岛。孝谦上皇再次即位，改为称德女皇，道镜的势力更加庞大。《续日本纪》载“（天平宝字八年九月）乙巳……授……从七位上牡鹿连屿足……从四位下。……牡鹿连屿足牡鹿宿祢。”牡鹿屿足一门在753年被纳入八色姓得“连”，11年后因为平定仲麻吕之乱有大功，屿足不但由从七位上至从四位下连升11级，而且由“连”升至“宿祢”。这种升迁的速度极为惊人，牡鹿一门恐怕是当时俘囚中最为显赫的家族了。

《续日本纪》载“（神护景云元年即公元767年）冬十月辛卯，敕：‘见陆奥国所奏，知伊治城作了。自始至举，不满三旬，朕甚嘉焉。夫临危忘生，忠勇乃见，衔纶遂命，功夫早成，非但筑城制外，诚可减戍安边。若不褒进，何劝后徒？宜加酬赏，式慰匪躬。其从四位下田中朝臣多太麻吕授正四位下，正五位下石川朝臣名足、大伴宿祢益立正五位上，从五位下上毛野朝臣稻人、大野朝臣石本从五位上。其外从五位下道屿宿祢三山，首建斯谋，修成筑造，今美其功，特赐从五位上。又外从五位下吉弥侯部真麻吕，徇国争先，遂令驯服狄徒如归进，赐外正五位下。自余诸军军毅已上，及诸国军士虾夷俘囚等，临事有功，应叙位者，镇守将军并宜随劳简定等第奏闻。……十一月……乙巳，置陆奥国栗原郡，本是伊治城也。甲寅，出羽国雄胜城下俘囚四百余人，款塞乞内属。许之。”

田中多太麻吕是在762年被任为陆奥守兼镇守副将军的，767年他率领部下在道屿三山、吉弥真麻吕等人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一个月在今宫城县北部筑馆町筑成伊治城，随后便在伊治设立栗原郡，又一次将领土向北方虾夷人控制区更深处推进。吉弥侯部居邑良志闭，在今岩手县西北部的净法寺一带，可能先归服于其西南的出羽国。同年，出羽雄胜也取得一定进展，有四百城下俘囚内属。另外，朝廷还将私金寿钱人王清麻吕等40人迁往出羽。

《续日本纪》载“（神护景云二年即公元768年九月）壬辰，陆奥国言：‘兵士之设机要是待，对敌临难，不惜生命，习战奋勇，必争先锋。而比年，诸国发入镇兵，路间逃亡。子之士，又当国舂运年粮料稻卅六万余束，徒费官物，弥致民困。今捡旧例，前守从三位百济王敬福之时，停止他国镇兵，点加当国兵士。望请依此旧例，点加兵士四千人，以停他国镇兵二千五百人。又此地祁寒，积雪难消，仅入初夏，运调上道，梯山航海，艰辛倍至，季秋之月，乃还本乡，妨民之产，莫过于此。望请所输调庸，收置于国，十年一度，进纳京库。’许之。……十二月……丙辰，敕‘陆奥国管内及他国百姓，乐住伊治、桃生者，宜任情愿，随到安置，依法给复。’”

768年陆奥国奏请的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他国镇兵军心涣散，战斗力低下，逃亡严重，只是白白的费官困民，他们远远比不上陆奥本国征集的兵士。所以恳请停止使用2500名他国镇兵，而相应的补充4000名本国兵士。这样不但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也解决了一定的给养问题，是从质和量两方面的全面提高。同样，陆奥国每年的调庸道路遥远难行不说，由于气候原因还会与农耕时节相冲突，这样使得人民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恳请将每年输送改为十年一送。这些都是地方官员的明智之举，朝廷当然应允。同年，朝廷为了鼓励户口往新设的桃生、栗原二郡移民，开放了当地的籍贯制度，该敕令和过去数十年的章法一脉相承。

《续日本纪》载“（神护景云三年即公元769年春正月）辛未，御大极殿受朝。文武百官及陆奥虾夷各依仪拜贺。……丙辰，御东院赐宴于侍臣，飨文武百官主典已上、陆奥虾夷于朝堂，赐虾夷爵及物各有差。”

这是《续日本纪》所见虾夷人第三次参加元日朝贺（虽然这次是在元月二日），前两次是在710年和715年。据称，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宝龟四年（公元773年），其间仅宝龟元年即770年未有，到了774年因虾夷动乱而终止。大和朝廷数百年来一直保持软硬两套手段并施，虾夷人当中的分化越来越严重。

《续日本纪》载“（神护景云三年春正月）己亥，陆奥国言：‘他国镇兵今见在戍者三千余人，就中二千五百人被官符，解却已讫。其所遣五百余人伏乞暂留镇所，以守诸塞。又被天平宝字三年符，差浮浪一千人以配桃生栅户，本是情抱规避，萍漂蓬转，将至城下，复逃亡，如国司所见者。募比国三丁已上户二百烟，安置城郭，永为边城。其安堵以后，稍省镇兵。官议奏曰：“夫怀土重迁，俗人常情。今迁无罪之民，配边城之戍，则物情不稳，逃亡无已。若有进趋之人，自愿就二城之沃壤，求三农之利益，伏乞不论当国他国，任便安置，法外给复，令人乐迁以为边守。”’奏可。……二月……丙辰，敕：‘陆奥国桃生、伊治二城，营造已毕，厥土沃壤，其毛丰饶。宜令坂东八国各募部下百姓，如有情好农桑就彼地利者，则任愿移徙，随便安置，法外优复，令民乐迁。’……六月……丁未，浮宕百姓二千五百余人，置陆奥国伊治村。”

正如上一年九月所请，2500名他国镇兵已经离开陆奥各归本国，但是还有500名兵士被留下。这是因为大批士兵离开卫戍岗位将使陆奥对虾夷的防范大大削弱，而陆奥本国的军士还来不及募集完备，所以这500人是应急之用。和他国士兵逃亡相类似，被强制迁往东北的平民逃亡的情况更加严重，其中犹以桃生、伊治二城为最，759年强迁的浮浪人多有逃回本乡。正如我们在上文“天平宝字四年”所引文字条目中提到的，当时将无辜的内地居民迁到边荒必然是违反了儒家仁治的思想，强迫甚至捏造百姓自愿而使之拓边肯定会承受非常之压力，这种压力不但来自百姓本身，而且来自于朝廷内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员、学者。所以，朝廷和陆奥必然会逐步的将强迁改为鼓励自愿迁徙，给与拓边的百姓以高于一般内地时的优厚待遇，如免除部分劳役、减轻赋税等。只有当人民自愿为朝廷分担忧虑时，他们才是富有创业精神和战斗力的。二月中朝廷依据陆奥国所请而下达的新敕令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反思。然而，六月所迁2500浮浪人到伊治的做法则表明鼓励自愿之法虽然已经开启，但一定时期内强制的手段还会继续，不过强制无业游民们到边疆去总算也好过强制本有产业的“良民”。

《续日本纪》载“（神护景云三年十一月）己丑，陆奥国牡鹿郡俘囚外少初位上勋七等大伴部押人言：‘传闻押人等本是纪伊国名草郡片冈里人也。昔者先祖大伴部直征夷之时，到于小田郡岛田村，而居焉。其后子孙为夷被虏，历代为俘。幸赖圣朝抚运神武威边，拔彼虏庭，久为化民。望请除俘囚名，为调庸民。’许之。”

同年，朝廷为了笼络陆奥各郡的地方势力，经陆奥大国造道岛岛足之请，大规模赐姓。白河、贺美、标叶、安积、信夫、柴田、会津、磐城、牡鹿、亘理、黑川、行方、苅田、磐濑、宇多、名取、新田、玉造共18郡的虾夷头人得到新的姓氏，被纳入大和人中。而十一月时，朝廷竟然可以只凭借“传闻”就恩准除去大伴押人的虾夷俘囚之名，我们且不管押人所言究竟是真是假，这实在是开创了一个先例，此后必将有大量原贯有俘囚之名的人得以改为调庸民。这意味着朝廷对虾夷人的同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在景云三年，先前已担任镇守将军的石川名足被任兼陆奥守。

图6、奥羽郡名图

《续日本纪》载“（宝龟元年即公元770年）夏四月癸巳朔……陆奥国黑川、贺美等一十郡俘囚三千九百廿人言曰：‘己等父祖，本是王民，而为夷所略，遂成贱隶。今既杀敌归降，子孙蕃息，伏愿除俘囚之名，输调庸之贡。’许之。”

正如上所言，大伴押人的先例一开，俘囚恳请改为调庸民之势就再不可挡。在这次3920人中当然可能有相当数量原来确为王民，系被虾夷俘去。但是还有大量俘囚原本并无王化之先，他们完全是被同化了的夷狄，恶于贱隶之名而改。即便是王民，也存在与虾夷人混血的问题，经过四百余年的混居，陆奥南部的和夷早已无法区分。这似乎也是当今日本阿伊努人少之又少的史鉴吧。

神护景云四年（即宝龟元年）八月癸巳，显赫一时、两度登基的称德女皇去世，举国哀痛。随后，光仁天皇立，道镜被流放到下野国药师寺。从此，和夷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十、大伴骏河麻吕和奥州38年战争的开始（770年至776年）

光仁天皇注定要面对一个虾夷纷乱的时代，也许他即位前不久的一件事就是预兆。称德女皇去世后仅六天，就发生了内属虾夷逃回原驻地的事件。《续日本纪》载“（神护景云四年八月）己亥，虾夷宇汉迷公宇屈波宇等，忽率徒族逃还贼地。差使唤之，不肯来归。言曰：‘率一二同族，必侵城栅。’于是，差正四位上近卫中将兼相模守、勋二等道屿宿祢屿足等捡问虚实。”宇屈波宇等人不但逃回根据地，而且扬言要攻打城栅，可见当时和夷关系已经紧张到何种地步。

此后几年奥羽的形势还保持着表面的平和。《续日本纪》载“（宝龟二年即公元771年闰三月）壬寅，始免陆奥国司户内杂徭。……十一月……癸巳，陆奥国桃生郡人外从七位下牡鹿连猪手赐姓道岛宿祢。……三年（公元772年）……秋七月……丙申，陆奥国安积郡人丈部继守等十三人赐姓阿部安积臣。”给栅户免除徭役，赐姓给归顺的虾夷，这都是很常规的安抚方式。同年，朝廷还从信浓、越前、越中各调100户到出羽实边。772年，朝廷又依旧例让陆奥和出羽的虾夷代表参加了元日朝贺。

不过到了宝龟三年年中，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朝廷意识到不能再放任下去。《续日本纪》载“九月……丙午，以……从四位下大伴宿祢骏河麻吕为陆奥按察使。仍敕：‘今闻汝骏河麻吕宿祢辞，年老身衰，不堪仕奉。然此国者，元来择人，以授其任，骏河麻吕宿祢唯称朕心，是以任为按察使。宜知之。’即日，首正四位下。”大伴骏河麻吕是著名文学家大伴家持的族兄，他743年官阶为从五位下，746年9月至747年11月任越前守，757年因奈良麻吕之乱牵连受弹劾，但到770年时起复任出云守。大伴骏河麻吕虽然官阶不高，但在朝中已三十年，资深持重，朝廷不顾其年老体衰强起之为陆奥按察使，并将其跃升两级以示安慰，可见对陆奥状况的重视。

此时包括关东部分地区的百姓也因为朝廷课税劳役繁重而有不稳之兆。《续日本纪》载“冬十月……戊午……下野国言：‘管内百姓逃入陆奥国者，彼国被官符，随至随符。因兹，奸伪之徒争避课役，前后逃入者总八百七十人。国司禁之，终不能止。遣使令认。彼土近夷，民情险恶，遞相容隐，犹不肯出。’于是官判陆奥国司共下野国使，存意捡括，还却本乡。”这表明虽然朝廷给与陆奥住民很多优惠政策，但是当地形势复杂，管理混乱，却没能控制好地面的状况。陆奥的百姓和他国的百姓通谋，帮助他们逃避课役，官民之心不一。这种情况当时相当普遍，不但下野国一次就有870人逃入陆奥，其他地方也发生了课役较重郡县的百姓亡入课役较轻郡县躲藏的状况。

《续日本纪》载“（宝龟四年即公元773年秋七月）甲午，以正四位下大伴宿祢骏河麻吕陆奥国镇守将军，按察使及守如故。……五年（公元774年）春正月……丙辰，宴五位已上于杨梅宫。飨出羽虾夷俘囚于朝堂，叙位赐禄有差。庚申，诏停虾夷俘囚入朝。”在任命大伴骏河麻吕为按察使之后不到一年，就又将镇守将军和陆奥守的职位一并交予他，使之成为陆奥绝对的支配者，朝廷对骏河麻吕的信任也表明要使他放心大胆地应对紧急的局面。五年，朝廷停止了连续三年的虾夷朝贺，标志着和睦关系的终结，从此将拉开战争的序幕。

《续日本纪》载“秋七月……丁巳，陆奥国行方郡灾，烧榖颖二万五千四百余斛。……庚申，以河内守从五位上纪朝臣广纯为兼镇守副将军。敕陆奥国按察使兼守、镇守将军正四位下大伴宿祢骏河麻吕等曰：‘将军等前日奏征夷便宜，以为一者不可伐，一者必当伐。朕为其劳民，且事含弘。今得将军等奏，蠢彼虾夷，不悛野心，屡侵边境，敢拒王命，事不获已，一依来奏。宜早发军，应时讨灭。’”

自骏河麻吕到陆奥以来，每每感受到紧张的氛围，他早已判断和平已无可能，多次上奏请求朝廷允许发兵剿灭蠢蠢欲动的虾夷各部，可是光仁天皇却下不了决心。直到各地虾夷乱军四起，骏河麻吕再次上奏建言出兵，天皇才下令征讨，并委任纪广纯为镇守副将军协助骏河麻吕。然而，天皇的征夷诏书才发出两天，就接到陆奥方面的急报，虾夷人抢先进攻了。所以，严格来讲，774年的征夷行动，即奥州38年战争的开端，战事是先由虾夷方挑起的，朝廷处于半被动的状态。

《续日本纪》载“（七月）壬戌，陆奥国言：‘海道虾夷忽发徒众，焚桥塞道，既绝往来。侵桃生城，败其西郭，镇守之兵，势不能支。国司量事，兴军讨之，但未知其相战而所杀伤。’八月己巳，敕坂东八国曰：‘陆奥国如有告急，随国大小，差发援兵二千已下五百已上，且行且奏，务赴机要。’”

770年宇屈波宇返回本居所之后，又屡有虾夷部众在陆奥活动，他们也在等待时机，要给予大和朝廷以有力的打击。终于，774年7月初行方郡发生火灾，大批粮草被焚毁。我们且不考虑大火是否虾夷人所纵，但失去如此重要的补给将大大降低陆奥官军的动员能力。不久之后，海道虾夷就对桃生城发动攻击，切断外援，攻破西门。接到陆奥国告急文书后，朝廷下令关东八国出兵援助，这支援军的数量恐在万人以上。

《续日本纪》载“（八月）辛卯，先是，天皇依镇守将军等所请，令征虾贼。至是更言：‘臣等计贼所为，既是狗盗鼠窃，虽时有侵掠，而不致大害。今属茂草之时，臣恐后悔无及。’天皇以其轻论军兴，首尾异计，敕深谴责之。”面对虾夷人强大的攻势，大伴骏河麻吕恐怕力不从心，于是请求暂缓深剿虾夷，改以怀化。但天皇反而战意已决，严谴了骏河麻吕等的前后不一和畏惧心理，要求他们和虾夷人周旋到底。

《续日本纪》载“冬十月……庚午，陆奥国远山村者，地之险阻，夷俘所凭。历代诸将，未尝进讨。而按察使大伴宿祢骏河麻吕等，直进击之，覆其巢穴。遂使穷寇奔亡，降者相望。于是，遣使宣慰，赐以御服彩帛。……十一月……乙巳……陆奥国言：‘太宰、陆奥同警不虞，飞驿之奏当计时尅。而太宰既有漏刻，此国独无其器者。’遣使置之。”

远山村大约在今宫城县北部登米一带，离桃生城不远，想必先前攻打城栅的正是这股虾夷。他们凭借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在陆奥官军眼皮底下长期割据。他们也当与724年大野东人在任时三地海道虾夷骚乱有关。在天皇勉励之下，骏河麻吕终于率军直进远山村，剿灭了这个据点。这是奥州38年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光仁天皇即予以嘉奖。又，由于战事频繁，陆奥到都城使驿不绝，骏河麻吕酌情恳求设置漏刻计时器，朝廷也适应实情加以配置。

《续日本纪》载“（宝龟六年即公元775年三月）丙辰，陆奥虾贼骚动，自夏涉秋，民皆保塞，田畴荒芜。诏复当年课役田租。……五月……己未，以京库绵一万屯、甲斐、相模两国绵五千屯，造袄于陆奥国。”宝龟六年虽然没什么战事，但是各地虾夷骚动不断，威胁着各个城栅。朝廷和陆奥国府不得已动员全陆奥的百姓放弃田耕，保卫关塞。故此，朝廷免除人民的课役。但是这绝非优待百姓之举，而是丢车保帅之法。五月，又运大量棉袄至陆奥国，以备应急之需。

《续日本纪》载“冬十月……癸酉，出羽国言：‘虾夷余烬，犹未平殄。三年之间，请镇兵九百六十六人，且镇要害，且迁国府。’敕差相模、武藏、上野、下野四国兵士发遣。”当陆奥形势稍略稳固时，出羽国又告紧急。此刻，朝廷已经顾不得当年因他国兵士逃亡而被迫撤回镇兵的教训，调集关中近千军士赶赴出羽，守卫要塞。

《续日本纪》载“十一月……乙巳，遣使于陆奥国宣诏：‘夷俘等忽发逆心，侵桃生城。镇守将军大伴宿祢骏河麻吕等，奉承朝委，不顾身命，讨治叛贼，怀柔归服，勤劳之重，实合嘉尚。骏河麻吕已下一千七百九十余人，从其功勋加赐位阶。正四位下大伴宿祢骏河麻吕正四位上、勋三等，从五位上纪朝臣广纯正五位下、勋五等，从六位上百济王俊哲勋六等，余各有差。其功卑不及叙勋者，赐物有差。’”

经过一年半的平定，陆奥的虾夷动乱基本扼制，大伴骏河麻吕、纪广纯、百济王俊哲等都获得了朝廷的嘉奖，同时有1790多人获得勋阶，还有众多人员获得物品赏赐。作为主副帅的骏河麻吕与纪广纯点名嘉奖很自然，而这里的百济王俊哲则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是749年给天皇献金的百济王敬福的孙子，而且他的姐姐也是朝中重臣藤原继绳的妻子。俊哲此番在军中担当何职，立有何等功绩都不明了，但是作为三名受到特别好评的官员之一，应当确有过人表现。此后，俊哲又参加了好几次征夷行动。

《续日本纪》载“（宝龟七年即公元776年）二月甲子，陆奥国言：‘取来四月上旬，发军士二万人，当伐山海二道贼。’于是，敕出羽国发军士四千人，道自雄胜，而伐其西边。”受到上一年底赏赐的激励，大伴骏河麻吕等决心革除陆奥夷患，动员奥羽两国共二万四千士兵攻打东山和东海两道叛乱虾夷，对陆奥西部的攻势也由此展开。

但是，这造成了出羽国内部空虚，给出羽的虾夷人叛乱制造了机会。《续日本纪》载“五月戊子，出羽国志波村贼叛逆，与国相战。官军不利，发下总、下野、常陆等国骑兵伐之。”志波在今岩手县盛冈市一带，自出羽国迁到秋田后此村就在出羽国府正东。由于奥羽东部恰遇虾夷人核心部，推进缓慢，此时仍在今宫城县北部徘徊。故此，出羽的力量先渗入今岩手中部的志波也不奇怪。但是当出羽军主力由雄胜转至陆奥时，志波村虾夷便呼应其他地方而西越岩手山犯境。形势紧急之下，朝廷又调关东骑兵北上三百多公里予以还击。

《续日本纪》载“秋七月……壬辰，参议正四位上陆奥按察使兼镇守将军、勋三等大伴宿祢骏河麻吕卒。赠从三位，赙絁三十匹、布一百端。己亥，令造安房、上总、下总、常陆四国船五十只，置陆奥国以备不虞。”

正当奥羽战事正酣时，大伴骏河麻吕死于军中，这也正应验了近四年前朝廷委任他为陆奥按察使时他以衰老辞的事。骏河麻吕在任上的四年间，始终绷紧了神经，时刻防范虾夷人的袭击。虾夷人挑起战端后，他保障了桃生城，剿灭了远山村的据点，又出兵讨伐山海两道的叛乱，从关东请援骑兵击退志波村来犯，为奥州38年战争开了好头，最终以身殉职。骏河麻吕一生坎坷，在朝中属元老，却又曾因事被贬，靠新天皇的赏识晚年才至艰巨的高位，结果死在任上。虽然，他以老迈之躯死于蛮荒之地，略有伤感，但也可视作死得其所，又受追赠的从三位，也颇显赫。他死后，陆奥大事暂由纪广纯代理。也正是由于主将病逝，朝廷为防范突发状况，调备船只于陆奥国应变。

十一、纪广纯之死（776年至780年）

虽然按察使中道病卒，但776年的征夷活动大势已定。在纪广纯的指挥下，奥羽大军连连获胜，俘获无数。《续日本纪》载“九月……丁卯，陆奥国俘囚三百九十五人分配太宰管内诸国。……冬十月……乙未，陆奥国频经征战，百姓凋弊，免当年田租。……十一月……庚辰，发陆奥军三千人伐胆泽贼。癸未，出羽国俘囚三百五十八人配太宰管内及讚岐国。其七十八人班赐诸司及参议已上为贱。”

从九月到十一月，奥羽两国输出的战俘达到831人，该数量之大必然是要夺取数场对虾夷人的胜利才可完成。此后，陆奥方面仍发兵三千进一步攻打今岩手县南部水泽市的胆泽虾夷，则表明宫城县最北部的虾夷也遭到暂时压制。事实上，当时胆泽犹如虾夷联合体的首都，由此可见大伴骏河麻吕及纪广纯的武功。但是，陆奥已经持续战况三年之久，民不聊生，朝廷免除田赋也并不能缓解多少，关键在于停止战事以作休息。

不过，纪广纯好大喜功的脾性已经表露。《续日本纪》载“十二月丁酉……募陆奥国诸郡百姓，戍奥郡者，便即占着，给复三年。”奥郡就是指黑川郡以北的各郡。在连年征战的情况下，仍然要募集邻近百姓到最危险的奥郡戍边，对人民的压力大到何种程度也可想而知。即便是再优厚的条件，如果不采取强制的措施也不会有多大的响应，而采取强制手段又将使陆奥国陷入百姓和虾夷内外交困之下。所以，纪广纯一味的武力扩张已经使他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续日本纪》载“（宝龟八年即公元777年三月）是月，陆奥夷俘来降者相望于道。……五月……乙亥，仰相模、武藏、下总、下野、越后国送甲二百领于出羽国镇戍。丁丑，陆奥守正五位下纪朝臣广纯为兼按察使。……九月癸亥，陆奥国言：‘今年四月，举国发军以讨山海两贼，国中忿剧，百姓艰辛。望请复当年调庸并田租，以息百姓。’许之。”

由以上所引史料可知，在纪广纯的强大武力下，宝龟八年三月陆奥虾夷纷纷归降。但是这并没有使纪广纯停下脚步，他紧接着于四月又掀起新一轮讨伐山海两道的运动，进一步加重了奥羽人民的负担。他只知道百姓已经心生怨恨，应当免除租税与民休息，却始终没有意识到不断的征伐才是问题的症结。五月，朝廷鉴于他的赫赫战功，委任其为按察使兼陆奥守、镇守将军，全权掌控东北大权。同时，朝廷还向以秋田、雄胜等地为轴心的出羽国送去军甲二百领。

《续日本纪》载“十二月辛卯，初陆奥镇守将军纪朝臣广纯言：‘志波村贼，蚁结肆毒。出羽国与之相战，败退。’于是以近江介从五位上佐伯宿祢久良麻吕为镇守权副将军，令镇出羽国。……癸卯，出羽国虾贼叛逆，官军不利，损失器仗。……九年（公元778年）六月庚子，赐陆奥、出羽国司已下征战有功者二千二百六十七人爵。授按察使正五位下、勋五等纪朝臣广纯从四位下、勋四等，镇守权副将军从五位上、勋七等佐伯宿祢久良麻吕正五位下、勋五等，外正六位上吉弥侯伊佐西古、第二等伊治公砦麻吕并外从五位下、勋六等，百济王俊哲勋五等，自余各有差。其不预赐爵者，禄亦有差。战死父子亦依列叙焉。”

此部分史料《续日本纪》中有前后颠错之嫌疑。据我们分析，前后经过当为如此：纪广纯任按察使后，因776年奥羽共同讨伐山海两道时志波村虾夷曾袭击出羽，就委派镇守副将军佐伯久良麻吕进行剿灭，结果久良麻吕也遭惨败。此后，纪广纯又派重兵讨伐，才得以获胜。至778年中，朝廷总结776年以来战事，一并赏赐爵位给立功将士达2267人，另有众人获得物品赏赐。受到特别嘉赏的人中又有百济王俊哲，另有两名虾夷头人吉弥侯伊佐西古和伊治公砦麻吕，分别是吉弥侯部和伊治城的原住民之长。也表明至少从777年开始，伊治公砦麻吕已经担任了伊治的守护，正是此人日后夺去了纪广纯的性命。

《续日本纪》载“（九年十二月）戊戌，仰陆奥、出羽，追虾夷廿人。为擬唐客拜朝仪卫也。……（十年即公元779年夏四月）庚子，唐客入京，将军等率骑兵二百、虾夷二十人迎于京城门外三桥。”从778年中到779年底，这一年半中奥羽形势相对平和，以至于朝廷可以有工夫为迎接唐朝使者而征集培训司礼仪的虾夷人。此外，779年中有359名渤海、铁利人到出羽归化，后来由朝廷慎重妥善安置。这也是渤海国与大和朝廷邦交越来越密切而带来的效果，满洲人横渡日本海移民于此，也算一种壮举吧。

但是到了宝龟十一年（公元780年），陆奥的状况又急剧恶化。《续日本纪》载“（十一年）二月丙申朔，以……陆奥按察使兼镇守副将军从四位下纪朝臣广纯并为参议。……丁酉，陆奥国言：‘欲取船路伐拔遗贼，比年甚寒，其河已冻，不得通船。今贼来犯不已，故先可塞其寇道，仍需差发军士三千人，取三四月雪消、雨水泛溢之时，直进贼地，因造觉鳖城。’于是下敕曰：‘海道渐远，来犯无便；山贼居近，伺隙来犯，遂不伐拔，其势更强。宜造觉鳖城，碍胆泽之地，两国之息无大于斯。’”

此处称纪广纯为镇守副将军，有误。他早在777年底时已为将军，此刻正是东北最高官员。780年初广纯又累功升任参议，可谓位高权重。不多久，他又建言率三千士兵沿河北进，深入虾夷人领地，建造觉鳖城要塞。这里所说的河就是著名的北上川，由于纬度较高，冬春之际常会冻结，以至于不便行船。而觉鳖城的预定点就当在今宫城县与岩手县交界处，在一关和金成之间，正是险要之地。虽然纪广纯缺乏文武调和的战略家眼光，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广纯具有战术家的视角，如果觉鳖城建成将使整个仙台平野从此免遭虾夷侵扰，同时对胆泽构成莫大的威胁。接到诏令后，纪广纯必定勉力为之，以谋求更大的功爵。

《续日本纪》载“（二月）丙午，陆奥国言：‘去正月廿六日，贼入长冈烧百姓家，官军追讨彼此相杀。若今不早攻伐，恐来犯不止。请三月中旬发兵讨贼，并造觉鳖城置兵镇戍。’敕曰：‘夫狼子野心，不顾恩义，敢恃险阻，屡犯边境。兵虽凶器，事不获止。已发三千兵，以刈遗孽，以灭余烬。凡军机动静，以便宜随事。’”

长冈也在仙台平野北部，处于北上川流域虾夷人的直接威胁之下。纪广纯的向朝廷禀报正月二十六日遭袭状况当然还有另一层目的，他希望朝廷能给他更大的军队调动权限，而不是局限于前番诏令中的三千人。朝廷在得报之后，果然认为形势危急，修筑觉鳖城势在必行，让纪广纯便宜行事。然而，正当广纯万事俱备时，却发生了足以完全断绝他这项计划的事变。

《续日本纪》载“（三月）丁亥，陆奥国上治郡大领外从五位下伊治公砦麻吕反，率徒众杀按察使参议从四位下纪朝臣广纯于伊治城。广纯，大纳言兼中务卿正三位麻吕之孙，左卫士督从四位下宇美之子；宝龟中出为陆奥守，寻补按察使，在职视事，见称干济。伊治砦麻吕，本是夷俘之种也；初缘事有嫌，而砦麻吕匿怨，阳媚事之；广纯甚信用，殊不介意。又牡鹿郡大领道屿大楯每凌辱砦麻吕，以夷俘遇焉，砦麻吕深衔之。时广纯建议造觉鳖栅，以远戍候，因率俘军入，大楯、砦麻吕并从。至是，砦麻吕自为内应，唱诱俘军而变，先杀大楯，率众围按察使广纯，攻而害之。独唯介大伴宿祢真纲开围一角而出，获退多贺城，久年国司所治所，兵器糒蓄不可胜计。城下百姓竞入欲保城中，而介真纲、掾石川净足潜出后门而走，百姓遂无所据，一时散去。后数日，贼徒乃至，争取官库之物，尽重而去。其所遣者放火而烧焉。”

这就是著名的“伊治公砦麻吕之乱”。牡鹿郡的道屿家族原本也是虾夷头领，其先道屿三山曾在767年协助修建伊治城，后770年时道屿屿足又被派往捡问宇屈波宇携族人逃亡的事。然而，当道屿家受到朝廷器重之后，大领道屿大楯便忘却了自身的虾夷血统，背弃了虾夷人情义，对同样是归附朝廷的虾夷人伊治公砦麻吕抱以轻蔑，将其视作俘囚。这是大和朝廷的悲哀，也是虾夷人的悲哀。而纪广纯一贯的作风就是好大喜功，这点似乎有点类似于织田信长，他的魅力只能由那些崇拜力量的人感受到，而对于属下的严苛必将导致上下离心。而广纯又缺乏必要的警惕，竟然带着伊治公砦麻吕以及大量俘囚组成的军队出行。在如此紧张的形势下，纪广纯没有死在与胆泽虾夷大军正面交锋的战场上，而死在多少归咎于自己的部下叛乱当中，也实在是一种讽刺。伊治公砦麻吕在自己的地面上杀死奥羽的最高统帅，在虾夷人眼中也许可算是一个英雄吧。纪广纯担任按察使将近四年，最终也和他的前任大伴骏河麻吕一样，死在了任上，只不过一个是病逝，一个是因部下叛乱被杀。

陆奥介大伴真纲虽然能够突出重围，逃回多贺城，但是他竟然放弃此前数十年打下的根基，和陆奥掾石川净足仓皇出逃，将一座大好的城池拱手让给叛军，这实在不能不让在陆奥艰苦开拓了几代人的百姓心寒。伊治公砦麻吕的大军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经大野东人、藤原惠美朝狩两次修筑的多贺城，将其中的辎重全部夺去。对此后大和朝廷损害更大的是叛军临走前所放的大火。据遗址考察证实，当时多贺城的大部分建筑都被焚毁，其中包括长期维护的国府和官库。虽然此后又第三次修建多贺城，但这场大劫已经毁去了此前多位陆奥大员的心血，对此后数十年的局势构成了重大影响。

就这样，大和朝廷东北征夷的“大厦”在纪广纯的时代轰然倒下。也许朝廷还要为他急功近利的治夷政策反思很久，对广纯的评语也不应该仅仅是纯粹的“干济”二字。天皇此时会想到奥羽的人民继多年征夷之后又将面临叛军的践踏吗？这点恐怕只有光仁天皇自己才知晓了。

十二、大伴益立、藤原小黑麻吕的活动（780年至782年）

纪广纯是继720年上毛野广人之后又一个被虾夷人杀害的陆奥按察使，此事立即引起朝廷高度重视。《续日本纪》载“（宝龟十一年三月）癸巳，以中纳言从三位藤原朝臣继绳为征东大使，正五位上大伴宿祢益立、从五位上纪朝臣古佐美为副使，判官、主典各四人。甲午，以从五位下大伴宿祢真纲为陆奥镇守副将军，从五位上安倍朝臣家麻吕为出羽镇狄将军，军监、军曹各二人。以征东副使正五位上大伴宿祢益立为兼陆奥守。夏四月戊戌，授征东副使正五位上大伴宿祢益立从四位下。……庚申，授从五位下百济王俊哲从五位上。……五月辛未，以京库及诸国甲六百领且送镇狄将军之所。”

征东大使的任命仅距伊治公砦麻吕之乱的报告六天。朝廷在名义上任命藤原继绳这样的重臣为征东大使，但事实上继绳却对此很不积极，从后面的状况看他根本没有离京赶赴东北，主要的事务均交由副使大伴益立来完成。益立早在761年就被任为陆奥镇守副将军，协助藤原惠美朝狩的工作，762年又兼任陆奥介，767年又因完成伊治城而与田中多太麻吕一道受到嘉奖，之后升职调离陆奥。此番朝廷以其为征东副使、陆奥守，并进为从四位下，是想让这位熟悉奥羽状况的老臣再显神威，也明显突出了大伴益立的地位。纪古佐美也是征东的重要人物，他将是此后数年奥羽的主角之一。而任命大伴真纲或许是为了给他将功赎罪的机会。镇狄将军安倍家麻吕则起到策应大伴益立等人的作用。五月，继777年送200领甲胄之后又送600领至出羽，加强那里的军力。正如此前言及的，百济王俊哲也是从大伴骏河麻吕时代就任职于陆奥的武官，此刻的升迁抑或是对他及时维持残局的赞赏，抑或是希望他日后奋勇的勉励。

《续日本纪》载“（五月甲戌）敕出羽国曰：‘渡屿虾狄早效丹心，来朝贡献，为日稍久。方今归俘作逆，侵扰边民。宜将军国司赐飨之日，存意慰喻焉。’”渡岛虾夷本自658年至660年阿倍比罗夫时就归顺大和，至此已经120多年，但因奥羽动乱不堪，就连这支虾夷也蠢蠢欲动。由此可见，当时大和朝廷在征夷事业上所遭受的挫折之大。好在出羽国与渡岛势力因普遍的民间贸易，关系还算融洽，此后并没有造成大的妨碍。

《续日本纪》载“（五月）丁丑，敕曰：‘机要之备不可阙乏，宜仰坂东诸国及能登、越中、越后，令备糒三万斛，炊曝有数，勿致损失。’己卯，敕曰：‘狂贼乱常，侵扰边境，烽燧多虞，斥候失守。今遣征东使及镇狄将军，分道征讨，期日会众事。须文武尽谋，将帅竭力，苅夷奸轨，诛戮元凶。宜广募进士，早致军所，若感激风云，奋厉忠勇，情愿自效，特录名贡，平定之后，擢以不次。’”朝廷要求关东、北陆等国储备足够的粮草，恐怕也是为了防范奥羽战事加紧甚至扩大。同时，由于此番虾夷侵扰规模前所未有，征东的兵源也显不足。为征夷展开如此大范围的募兵也是第一次。

《续日本纪》载“（六月）辛丑，从五位上百济王俊哲为陆奥镇守副将军，从五位下多治比真人宇美为陆奥介。……辛酉……敕陆奥持节副将军大伴宿祢益立等：‘将军等去五月八日奏书云：“且备兵糒，且伺贼机，方以今月下旬进入国府，然后候机乘便，恭行天诛者。”既经二月，计日准程，宁待献俘。其出军讨贼，国之大事，进退动静续合奏闻，何经数旬绝无消息？宜申委曲，如书不尽意者，差军监已下堪辨者一人，驰驿申上。’”

征东大军在副使大伴益立与镇狄将军安倍家麻吕率领下于四月初开赴东北。因贼势浩大，虾夷人和叛军布满整个仙台平野，大伴益立预定先筹备军粮辎重，而后伺机进兵，然后在五月下旬重蹈国府多贺城。而镇守副将军大伴真纲进退失度，被朝廷以百济王俊哲替换。大伴益立在前部不利，后方筹备给养困难之下，难以进取，故此近两月未向朝廷汇报进展状况。朝中名义上的征东大使藤原继绳等人心情急切，翘首期盼却不见捷报传来，所以请天皇下敕令要求益立急速禀报前方军情。大伴益立是事实上的最高统帅，但却得不到应有的名分，还要受到朝中的牵制，表明朝廷对他仍然缺乏信任。这也给征东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

《续日本纪》载“秋七月……癸未，征东使请甲一千领，仰尾张、三河等五国令运军所。……甲申，征东使请袄四千领，仰东海、东山诸国便造送之。敕曰：‘今为讨逆虏，调发坂东军士，限来九月五日并赴集陆奥国多贺城。其所须军粮，宜申官送。兵集有期，粮馈难继，仍量路便近。割下总国糒六千斛、常陆国一万斛，限来八月二十日以前，运输军所。’”

在朝廷催促之下，大伴益立等只得加紧进兵。但兵员匮乏和补给不足的问题还相当严重，益立遂通过继绳向朝廷恳求甲胄、棉袄、粮草和援军。七月，朝廷第三次调甲胄往东北，随后下令输送棉袄四千件。又命令关东大军于九月初在多贺城下集结，下总、常陆两国输送的军粮则要在八月中旬抵达陆奥。这正是五月机备令的真实目的。至此，大伴益立的要求大多得到满足，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即将展开。

《续日本纪》载“（八月）甲寅，授从五位上安倍朝臣家麻吕正五位上，复无位安倍朝臣继人本位从五位下。乙卯，出羽国镇狄将军安倍朝臣家麻吕等言：‘狄志良须俘囚宇奈古等款言：“己等据凭官威，久居城下。今此秋田城，遂永所弃欤，为番依旧还保乎者。”下报曰：‘夫秋田城者，前代将相，愈议所建也。御敌保民，久经岁序。一旦举而弃之，甚非善计也。宜遣多少军士，为之镇守，勿令衄彼归服之情，仍即差使国司一人，以为专当。又由理栅，贼之要害，承秋田之道，亦宜遣兵相助防御。但以宝龟之初，国司言秋田难保，河边易治者，当时之议，依治河边。然今积以岁月，尚未移徙，以此言之，百姓重迁明矣。宜存此情历问狄俘，并百姓等具言彼此利害。’”